有人问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是划右派的经历！”1960年秋，我在北京门头沟大台煤矿劳动改造的时候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当火车轧断小腿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极限伤痛，终究是一时的，而划右派后“撕心裂肺”的那种极限的精神伤痛，却是前后折磨了我22年！
1951年8月，我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中的一员前往苏联学习法律。毕业前使馆教育处征求本人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去高等学校，这样，我就被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我在1956年底带着桂冠回到学校，自以为步入了“天堂之门”，从此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没想到1957年给我开启的是“地狱之门”，我一下子从天堂跌入地狱！
有人要我谈斯大林
1957年的春天，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由于我1951年就出国，对国内政治斗争情况一无所知，其间发生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这些政治运动，与我毫无关系，所以我对即将来到的这场政治运动，既无经验可言，也无任何思想、心理准备。
整风运动开始时，是很和风细雨的，主要是通过座谈会形式，听取教职员工对党委的意见。当然大家都很谨慎，给党委提意见，更多的还是提希望。
我因为刚到北京政法学院，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当然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但是，大家对苏联发生的事情，却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刚发生不久的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在座谈会上，有人希望我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和看法。
斯大林杀害和镇压大批反对派人士的事实揭露后，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受到很大震动，一个时期内在群众中影响也降低不少，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退党。
西欧国家共产党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知名度也非常高。他在斯大林事件发生后曾说过，斯大林问题的根源，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当时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的分歧，就在于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个人的缺陷造成的，而陶里亚蒂则认为这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当然，我是同意陶里亚蒂的观点的。我在苏联学习时，从自己的五年经历也感到，这么大的问题，仅用个人品质是无法解释的。我所经历的苏联制度层面的缺陷，正是现在我们党要整风时，需要警惕并克服的。
于是，我就在座谈会上谈了上述想法。后来在揭露我的“反党”言论中，这也就成为一项内容了，尽管这不是我的主要“右派罪状”。批判时，有人以此说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有缺陷”，这当然令我甚感冤枉——帮助党整风也就是要解决制度中的缺陷，为什么一提制度缺陷，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了呢？
要知道，那时候一讲社会主义，其前提必定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说社会主义制度缺陷是大逆不道的！
我的一张大字报
整风运动座谈会方式冷冷清清，发言不痛不痒，于是没过多久，就开始进入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阶段了。
当时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参与其中，生怕被形势抛下，我也很积极，于是也就开始琢磨写个大字报。根据大家反映，由于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高校的职称评定工作是停止的，以前是什么职称，现在快十年了，还是什么职称。具体到北京政法学院，就有差不多20个人，还是1949年之前评定的讲师、助教，连副教授都够不上。于是，1957年5月31日晚饭后，我们住在二号楼、三号楼的一些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议论，大家纷纷表示也要写张大字报，表示我们青年教师的意见。讨论到最后，提出了五条意见，大家推举我主持并起草大字报。大字报共有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认为学校整风不力，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帮助党整风；
第二，认为学校的问题揭得还不够，中层干部都不出来揭发，要求中层干部带头帮党整风；
第三、认为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下落。应当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弄清真相，公布于众；
第四、老教师中有一些在肃反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
第五、现今的工会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现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写完大字报后，我们就开始征集另外一些青年教师签名。许多人都毫无保留地签了名，共有20位。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当然最后也就成了这张大字报的主谋。
第二天清晨，我们将大字报贴在了三号楼门前。因为这是青年教师的第一张大字报，又有20人签名，这张大字报非常引人注目，引来了很多人看。
北京政法学院院党委书记刘镜西，也专程来看了我们的大字报。看完后还夸奖我们，说大字报写得不错。
这张大字报的签名者，以民法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为主。紧接着，我们还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以反映意见的方式正式向院党委做了反映。
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党员代表是林炳煌，他后来去了香港，改名林文，担任香港《镜报》主编，反右中受到了党内处分；团员代表是我；群众代表是姚兆辉。姚兆辉和林炳煌均为归国华侨，姚兆辉因系群众，未受处分，但也被牵连。
我们三人向院党委反映了青年教职工的意见之后，当时还受到了院党委领导同志的表扬，说你们的精神很好，院党委会考虑你们反映的这些问题云云。
所有右派都是领导决定的
6月中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反右阶段后，学校也就停课了，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全校上上下下都转入了对右派的揭露和批判，师生员工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整风阶段，当时的矛盾主要对着院领导、中层干部和师生员工之间的矛盾。现在反过来，领导很明显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那些曾向领导提过意见的人。
7月份的某一天，早晨起来，看到校园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开始揭发我的右派面目和罪行。这张大字报上面，最集中批判的当然就是那张20人签名的大字报。不久前还被交口称赞的大字报，如今却成为“反党”的大字报，翻云覆雨两重天！
当时所有被划为右派的，都是经院党委研究确定的。领导决定了划谁为右派，那下面的积极分子就按照这个目标去揭发、批判。所以每个教研室都有一些积极分子。
这些积极分子，他们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党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比如你要说我是右派，那这些积极分子就看我在整风鸣放期间有没有什么言论或行动；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看我历史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如果历史上没什么问题，那再看我出身是不是好……总之，他们的使命，是向领导证明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右派，证明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
证明了这一点还不算，他们还有批判的重任。他们最后看了我领衔的20人签名的大字报，说这就是右派言行，那他们就都开始批判这个大字报，最后再从这张大字报的字里行间，挖出我的动机。
当时，这样的运动模式是很普遍的，可以说都是这么做的，即右派分子必须是由上面先来定，而不是下面人来定的。下面的人在领导决策前可以揭发，但最终是不是右派，必须由领导来定，这是很厉害的。没有领导批准，是不可能成为右派的。
有没有对我搞过全校性的批判大会，我记不清了，好像没有。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反右运动中，我是最好解决的一个右派分子，因为我很快就缴械投降了！最后，大家觉得我态度还不错，自己都认罪了，也没什么特别要再批判的了。
总的说来，我的右派问题并不复杂，而且也不属于院一级的重点人物。反右斗争矛盾的集中点，主要是在有影响的老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中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像民盟、农工民主党这样一些与共产党有过政治纠葛的民主党派。此外还有就是高等学校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而我那时还属于小知识分子，又是团员，只不过是个反右中顺带进去的边缘人物。
批判完了之后，组织上就根据右派分子本人的认罪态度，来进行处理。处理总的原则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原则总的来说还是贯彻了，只有极个别人处理相当重。
那么，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过去参加过地下活动，参加过外围组织，算是有革命经历的了。而且像我这样又留苏的，回来后工作也很认真。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早早就缴械投降了，领导上认为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不久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也下来了，对我的处分算是比较轻的。
作了组织处理之后，我真的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天堂之门跌入了地狱之门！政治上成了人民的敌人，家庭上刚刚从苏联回国结婚还不满一个月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家庭破裂。再加上之后不久在西山劳动时被火车轧断一条腿，可以说人生中所能承受的一切打击和痛苦，全都压在了我的头上，但我要坚决地活下去！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我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反右运动主要针对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实际上是针对知识分子。应该说，在知识分子中，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又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在高等学校里，文科的知识分子又是重点中尤为重要者。而在文科里面，放眼全国，政法界的知识分子又成了最大的“受灾区”——从全国范围来看，应该说政法战线上的“右派”还是比较多，无论是最高法院还是最高检察院，甚或一些基层的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等，都成了“右派”的“大户”。
在苏联的时候，我看过小托尔斯泰写的小说《苦难的历程》。这部小说主要就是讲苏联知识分子的经历。那么，从知识分子的经历来看，苏联人特别注意阶级基础，因为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到后来，一直都强调革命中工人阶级的作用。这样的话，苏联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政权里面，就不得不经历一个“苦难的历程”。在苏联，像高尔基这样没有经历大的冲击的作家或者学者，那是非常罕见的。一般来说，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苏联革命的过程中，都经历了长期改造的“苦难的历程”。
当时我就觉得，这一点跟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比如陈独秀、毛泽东等等。而且巧合的是，那些被认为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最后都是有问题的。好像真正革命坚定的，还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大知识分子。这些人在革命之前，更是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原来的家庭也都比较富裕，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
可是中国的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像原来所想象的那样。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第一个针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就是思想改造，紧接着就是院系调整。那时候对知识分子地位的描述，并不像后来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位，一直面临着它依附在什么阶级身上的问题。最开始，政策制定者认为知识分子可能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或者思想体系都还是资产阶级化的，或者说是旧的，就需要对敌对阵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这几乎是思想改造的“法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