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故乡四川成都市，是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宝地。如果说成都市在自然景观上还有什么遗憾之处，那就是没有山。所以在祠堂街的少城公园（今名人民公园）里，用泥土堆成一座“假山”以示点缀。但你如果走出旧城的老西门外，穿过石灰街，走完南巷子，就会在你眼前出现一座似山非山的大土丘，方圆约有半里地，公园里那座假山和它相比，真是“不足道哉”了。这个大土丘成都人叫它“抚琴台”，说是三国时诸葛亮在此筑台抚琴。如果有此事，那孔明老先生仅为了自己弹个琴，便如此大兴土木搞“政绩工程”的劲头，若与今天我党的公仆们相比，当算“大手笔“了。但可惜孔明的这一丰功伟绩，让一个英国人给“毁掉”了，此土丘根本同孔明无关。
大约是1943年吧，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对这个大土丘进行了考古研究，并从旁边挖开了一条通道。最终证明这里是五代时名叫王健的蜀王的陵墓。1945年春，我们全家就迁到此处定居，我家就在此墓之西约500米的地方。此处环境幽静，大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风光。那时这里属成都市近郊区，便于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就在那年的秋天我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至今我还记得八岁的我和大家一起欢庆胜利的喜悦，因为从此后不再担心成为日寇炸弹下的冤魂了。但是谁也没料到，五年以后，这里又成了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杀戮之地。
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便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那轰轰烈烈的阵势绝不亚于文革，满街的口号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反革命分子！所有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单位，甚至每个居委会，居民小组，都把此列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号召大家检举揭发一切可疑的人和事。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别是有一批所谓“出身好”的街道里弄中的积极分子，本来大字也不识几个，一旦给了他（她）们一个什么“居民组长”，“治安委员”，“宣传员”之类的官衔后，在这些人看来，真比“文拜相，武封侯”还更光宗耀祖，还更得意忘形。所以他(她)们巴不得一天抓出一万个反革命分子，才好向党和政府献上厚礼，以报知遇之恩。
我的一位邻居叫向代康（字传贤），是我父亲的同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老战友，在四川军阀“三军联合办事处”管辖成都的年代，曾担任过成都市城防司令。当时向代康与我父亲和熊克武，刘伯承都曾同事相识。那时蒋介石未入川，甚至可以说那时的四川还不归蒋介石管。而且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退出了军界，我父亲经商，向伯伯就在抚琴台附近办了个抚琴农牧场，饲养良种奶牛。可是镇反运动一来，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要他们交代“杀害了多少地下共产党员？”你说没有，那些人怎么会相信。而且那些人文盲，半文盲，起码历史知识都没有，怎么说得清？开口就说你不坦白，不老实。而且“君子”动口也动手，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挨过他们的耳光，还弄到派出所去一天，强迫你交代问题。虽然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但就是一句话：“你在伪政府手里当官，你没干坏事那才怪，老实交代！拒不坦白，死路一条！”后来向伯伯急中生智，想起刘伯承当年与他同事，此时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主管当时西南军政。他便给刘伯承寄去一封挂号信，他后来私下对我父亲说：“死马当成活马医”去试一下。万没想到刘伯承还记得他和我父亲，很快就回了信。信上内容表面上看是一派“官腔”，大意是：我党的政策一贯都是既往不咎，你们要理解和支持当前的镇反运动，过去的事说清楚就行了，今后欢迎你们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就是最后这句话“值钱”了。向伯伯把这信拿出来叫那些人看，开始那些文盲积极分子还怀疑这是假的，我父亲说“你们看清楚这公函信封，信笺是哪个单位的”。后来公安局来人一看，马上满脸堆笑说：“二位同志，对不起，误会，误会”。接着把手向那些积极分子一挥，示意叫他们滚蛋。那些积极分子刚才还又凶又恶要吃人似的，现在却一个个像狗被主人踢了一脚似的，又丧气，又“委曲”地”滚”出去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来找过麻烦。否则我父亲和向伯伯不杀也得判刑。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奴性。但能有这种意外幸运的，恐怕也和今天中“体彩”头奖的几率差不多。我父亲和向伯伯对政治早已厌倦，所以只要过了这个关，就再也没去找刘伯承，更不打算去参加“革命”。幸亏二位老人都离世得早，否则如活到文革那还有活命吗？当然，更多的人可能还等不到文革就完蛋了。
有一位离我家不远的邻居名叫秦仪甫，是四川大学助教，说他参加过国民党的什么特务组织，莫名其妙地就被枪毙了。还有个叫文子政的，是个营长，人家是在徐蚌会战中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兵，资遣回四川，镇反运动一来，先是派出所通知他去“参加学习”，他还高高兴兴来向我父亲告别。谁知“黄鹤一去不复返”，后来听他妻子说，文子政关在成都宁夏街看守所(俗称四大监)里，一直生死不明。当然，再往后我也混进“反革命”里去了。
三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抚琴台周围美丽的田园风光和静谧的气氛，便被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和枪声撕得粉碎。因为这里成了当时镇反运动中处决“反革命”犯的屠场。只要看见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抚琴台四周一布防，就知道杀人的悲剧马上要上演了。不一会拉着死囚的极刑专车，便呼啸而来，一般是前面吉普车开道，死囚车居中，都是敞篷大卡车，死囚被五花大绑还插上“标子”，武装押送车架着机枪殿后。但抚琴台还不直通公路，公路离抚琴台还有好几百米。于是死囚便从车上拉下来，由两个士兵一左一右架着，往刑场拉去。由于这段路是田坎小路，三个人无法并排走，于是只好将死囚从田土中拉过去。还有女死囚同样如此对待，真是够野蛮了。当时枪毙人都是刻意指着死囚的脑袋打，有的死后只剩下半边脑袋了，有的甚至只有颈部尚存，人像个木桩一样立在那里，一会儿方才倒下，真个是惨不忍睹。那时还给这种杀人的方式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把剥夺人的生命看得像敲破一个罐子一样那么随便，那么无足轻重。哪还谈得上半点人权与人的尊严？在那些人的眼里，根本没把“反革命”当人看，更不要说还有大量被冤枉的人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抚琴台隔不到几天就要弄来一批人枪毙，最多时一天来过两次。其实这里还并不是当时成都主要杀人的地方，更多的人则被杀于北门外昭觉寺附近。由此可见，当时的镇反运动是何等的“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了。但就这样也已使附近居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有人说晚上听见那大土丘上有哭声，有人说看见坡上有“鬼火”时隐时现，按科学讲，这应是人骨中的磷在空气中自燃的现象。可是有一天有个姓黄的独居的孤老太婆，讲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她说那天晚上天刚黑，有个男人在她门前说：“老太太我要个火”，她便问：“你要火干啥？”。男人答道“我去找找我的脑袋在哪里”。此言一出，真把好多人吓坏了。虽然派出所把黄老太婆弄去训了一顿，关了几天，但看她年纪太大，无儿无女，又是“劳动人民”，只好放了。但人们的恐惧并未因此减轻，一到天黑好多人都不敢出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