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行车选手8月2日夺得东京奥运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的金牌，30岁的钟天使与23岁的鲍珊菊登上的领奖台时，胸前戴着毛泽东像章，这些90后青年，只能从中共的教科书里了解近六七十年的历史，她们显然不知道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在毛泽东政权下的真实故事。
中国乒乓球队拿了数百个冠军，但是第一个冠军是最艰难的冠军。这冠军获得者就是从香港归国的容国团。他不仅拿到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他还是中国男子乒乓球第一个团体冠军队成员，他还是中国女子乒乓球第一个团体冠军队的教练。
容国团是从苦难中崛起的。在五十年代初，在还谈不上繁荣的香港，他十三岁便因生活困难而退学。他因肺病折磨得瘦骨伶仃，他在鱼行打杂，搬运又脏又腥的鱼。但是他热爱乒乓球运动，是当年香港的乒乓球冠军。
1957年，他怀着当国家主人的心情回到了大陆。在跨过罗湖桥的那一天，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心里充满了幸福感。我一直想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一员，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1959年第二十五届世乒赛在德国的多特蒙德拉开帷幕，容国团第一次代表国家参加大赛。中国队只有容国团一人打入了前八名，并闯进了决赛。决赛的对手是九次获得世界金牌的匈牙利老将西多。容国团利用发球长短兼施，配合拉侧上旋，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直落三局战胜西多，成为中国体育界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震动了世界乒坛。1965年，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二十八届世乒赛中，梁丽珍、李赫男、林慧卿、郑敏之在他的率领和指挥下，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冠军，再次震动世界乒坛。
到了1966年，自行车选手钟天使和鲍珊菊胸前挂着的那个老人，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全中国的人跟着他一起进入了疯狂的十年。
1968年6月20日，从国家体委大楼里走出了一位年青人，他刚刚参加完批判大会，满脸愁云，双眉紧蹙，憔悴而绝望，在那时候，这种异样的表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那时，这种表情，这种绝望的人，是很常见的事情。
荣国团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家里。他留恋地看着这个刚建立三年的温暖的小家。他眷恋贤惠的妻子，疼爱不满两岁的女儿，更牵挂与他相依为命的老父亲。他颤巍巍地拿起了笔，用泪、用血、用生命写下了遗书。他把遗书放进自己的口袋，又拿起了一条尼龙绳，走出了家门。
容国团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侯，他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加。尽管一些怪诞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许多让疯子听了都会发笑的谬论充斥在每个角落。他仍想跟着运动去扭转思想，但正直的心又不能轻易就范。生活中没有了目标――世界比赛不许参加了，冠军甚至成了罪恶；生活中没有了乐趣――书籍、电影、音乐、美术几乎都成了“封资修”被批判的东西；生活中没有了友谊――朋友之间不能倾吐真情，人人要互相防范。最使他难受的是失去了人的尊严，一个好人可以随时被叫到台上批判、凌辱、殴打，动不动就可以抄家。
乒乓球队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队”，体委秘书长荣高棠被周恩来点名抛出来游斗；体委主任元帅贺龙成了“大土匪”；从香港回来的男队教练傅其芳被打成“三青团特务”，女队教练姜永宁则被扣上“日本宪兵”的罪名，结果两个教练都被逼得在先农坛体育馆悬梁上吊；荣国团也是从香港回国的，这一切事情对他刺激太大了，他感到，下一个被斗争的就是他自己了。
1968年5月12日，下来了一个中央文件《5.12通知》，它定性了国家体委是所谓大土匪贺龙的独立王国，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体育界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乒乓球队每次开会都有一连串的名字被点到，要上台挨批斗。容国团也被通知要揭发交代问题。自这一天起，容国团象变了一个人，他很少说话，眼神中总凄婉地若有所思。他感到已经走到了毫无指望的绝路――他发自内心地爱这个国家，而自己又被认为是反对这个国家的反革命，被怀疑是海外归来颠覆祖国的特务。
哀大莫过于心死，荣国团想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一员，报效祖国，现在却要成了特务，他不能接受这种现实。他走到了体委训练局后面的龙潭湖畔，在月夜下，一步步地徘徊。过去训练时，他常在这里跑步，今天他却感到无比的压抑，成阴的柳树象是压在头顶，微波不起的湖水象深不见底的黑洞，凝聚着数不尽的哀愁，他的同事傅其芳和姜永宁，在呼唤着他……
晚上九点，他的妻子黄秀珍看荣国团还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队友们告诉她，容国团没有来过，十一点多钟，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凌晨四点半，体委接到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一棵老槐树下，发现了已经僵硬的荣国团！造反派到了这时候，对他也不放过，他们居然到荣国团家进行了一次抄家搜查。
人们屈指一算，容国团去世时恰好三十岁，离他拿世界冠军的日子仅仅九年。荣国团和傅其芳 姜永宁当时被人们称为“乒坛三杰”，这三位从香港归来的运动员教练员，在文革时期三星一起陨落。人们的记忆就是这样健忘，今天的奥运冠军，胸前别着那个老人的像章，而这个老人，就是让无数的运动员 教练员走向老槐树的那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