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男，辽宁海城人，1931年出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统战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民政部副部长。
01
值班的军人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
秦城监狱有中国“第一监狱”的称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曾关押过国民党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
“文革”中关押着不少当时所谓的重要“政治犯”，包括由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由第二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军队系统的相关人员，由第三专案办公室审查的中央委员、省部级领导。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后来也被关在秦城监狱。
我的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从此开始了。
1967年11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被“公审”、“逮捕”的我，坐在两名军人的中间，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轿车开向哪里去……
走了很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夜灯的照明下，看到马路北侧有一大排平房，当中有一个紧闭的大门，外表看上去同农村地区的政府大院没什么两样。我们的车在大门前停了下来，一个军人下车向哨兵说了些什么。
过了片刻，大门大开，车驶进大院，在一座平房前停下，押送我的军人把我带进室内，交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就走了。
值班的军人叫我把衣服脱光，换上他们发的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没有裤带，只在上端缝了两根短短的窄布条，用以系扎裤子，棉裤根本扎不紧，走路时要用手提着。值班的军人叫我把鞋袜都脱下来，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发报机吧。
我的脚大，穿四十五号鞋，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鞋，就让我穿上自己的棉布鞋。其他所有的衣物都没收了，只有这双鞋伴随我度过了漫长的铁窗下的严冬。
接着，一名军人带着我走过庭院，来到一座设有电网的高墙院子，高大的铁门紧闭着，旁边的哨兵接过通行证，打开了小门，放我们进去。
高墙院子里有几座院落，每个院子都有大墙围着，从一个小门进去，就是关押犯人的楼房了。
在楼里，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其一侧是灰墙，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打开外面的铁门，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让我进去，对我说，你的代号是“67124”，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号。
除了不准说自己的名字外，他还接着宣布了其他几条纪律：
一、不许大声说话、唱歌；
二、不许在墙上乱画；
三、按哨声起床和就寝，有事报告；
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谈。
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脸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纸。他说，每次开饭的时候发开水。说完他就走了，先关上木门，后关上铁门，最后听见了上锁的声音。
02
成年累月单侧睡眠导致脸的一侧都变形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来不及思考。直到管理员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消失后，在万籁俱寂的独牢里，我最终意识到我被捕了，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监狱，也不知道要关多久，等待我的是什么，立刻陷入了一种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
我开始向四周观看，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
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
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
我正在观察，突然听到门上传来声音催我睡觉。我抬头一看，原来门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门，此时小门打开了，只能看见哨兵的脸。原来入寝时间早过，我赶快脱下棉衣，钻进被窝。这时才发现，好像室内没暖气，被褥又太薄，又没枕头，当晚冻得我彻夜未眠。
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慢慢习惯了，把棉衣和棉裤压在棉被上，整夜一动不动，以免棉衣裤掉下来。至于没枕头，就把大棉鞋垫在薄褥子下面，一鞋多用，倒也方便。
有时睡着了，不慎翻身脸向墙，那可不得了了，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直到把人吵醒，再翻过身来，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发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个特征，这都是后话了。
03
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管理员之手
次日清晨，我听见哨声立即起床。我始终没搞清楚几点钟起床，可能是六时或六时半，也可能是七时。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小车的轮声。小车很快到我门前停了下来，突然看见木门下端的小门打开了，管理员说，开饭了，把饭碗、水杯拿出来。
于是，我连忙把两个碗和水杯放在小门外面，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在一只碗里，另一只碗里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又用大勺舀了开水倒在水杯里，说一天就三杯开水，省着点儿喝。
我把饭碗和水杯拿进来后，小门就关上了。这样，我才知道小门的用途。昨夜彻夜未眠，早饭后困劲上来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没等合眼，木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哨兵厉声地说，白天不准睡觉！我立刻爬了起来，坐在床上。
我们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员的眼皮底下被“牢规”管制的。
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员、看守。我不知道他们应怎样称呼。
所谓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们的牢门外是一道长长的走廊，一个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
他们在走廊里巡视，从每间囚室门上的窥孔监视犯人，发现有违规时，如白天卧床、大声说话，等等，当即纠正，或报告管理员处理。每天起床哨一响，就得迅速地爬起来，谁起来得慢或起不来，他们就来干涉。
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会命令你站起来。睡觉时如果不面向门，他们也会立刻踢门。他们不能随意开门进入囚室。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换新的。
管理员是不常换的，通常少言寡语。管理员做的事情，据我看到的，则是处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务，如放风、洗澡、发饭、发报、押送犯人去审讯室、去门诊室、去探访室（如有亲属来探监），等等。
犯人有事都要向他们讲。同他们讲话要先说“报告”。管理员有权打开囚室的门，进入囚室，对犯人进行管制。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他们之手。
04
秦城监狱的第一次提审
辛酸和耻辱，以及饥寒交迫、饥饿难挨的日子，而这些不过是这场牢狱之灾的一角而已。
七年多来，我不记得监禁期间的审讯一共有多少次，头一两年多一些，后来几乎没有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审讯。
入狱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8日上午，不知道几点钟，囚室门开了，管理员走进来说：“提审，跟我走。”
从囚室出来，沿着走廊向左走，过了一个铁门向右转，又是一个长长的走廊，一边是墙，一边是一间一间的房间。在其中的一间的门口，管理员叫我停下来，他打开门，对屋里的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叫我进去。
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门的左边有一长条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后面坐着几个军人。在室内另一侧，正对着桌子大约二三米，放了一个椭圆形的礅子，看上去是瓷的，后来听说，是实心的，灌了铅，怕犯人拿来砸审讯的人。
专案组读罢语录，又讲了一大篇话，大概都是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我早已忘记。只记得他们叫我交代同彭真以及同杨尚昆的关系。
这对我来讲简直是轻而易举、驾轻就熟的事啦。中办“文革”开始，还在中南海的时候就讲起，一直讲到“学习班”，材料写了一篇又一篇。于是我就滔滔不绝地“交代”。讲到中午了，专案组宣布暂停。管理员带我回囚室吃饭，吃完饭，又把我带回审讯室。我又接着“交代”，直到天色已黑。
冬天日短夜长，大概快五点了，我也饿了。于是我说：我交代完了。专案组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怎么，完啦?我说：是呀，完啦!专案组说，怎么完了呢?你最主要的还没有交代呢!我倒是真惊讶地问道，有什么最主要的还没交代呢?专案组神气十足地说：“你‘里通苏修’还没交代!”我听了哈哈地笑了两声说：“我‘里通苏修’?毛XX还表扬我是反修英雄呢!”
其实，毛XX从来也没说过我是反修英雄。毛XX说过：“小阎不怕外国人!”说的是毛XX同赫鲁晓夫“吵架”时，我当翻译不怯场，理直气壮。专案组竟一口咬定说我“里通苏修”。我气极了，就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毛XX表扬我是反修英雄。”专案组当然不知道毛XX是否讲过这类话，更不敢否定，毛XX讲过的话谁敢否定!于是，他们说：毛XX表扬过的人多着呢。我说：那好，你们就查吧，纯粹是……本来想说白白浪费时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应该说，我的这个专案组从一开始就没大声地训斥过人，没有搞过“逼、供、讯”。从这个时刻起，那种忐忑不安的思绪一扫而光，完全消失了。我从来没有“里通苏修”，多年来，我努力地跟着毛XX在反苏修斗争中当好翻译，水平高低任人评说，但我不是特务!毛XX的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成了我的“定心丸”。
这样，第一场审讯就结束了。回到囚室后，心情平静下来，反而开始感到“饥寒交迫”了。
05
“不交代拉出去枪毙!”
我的特嫌问题似乎“无文章”可做了，但针对被打倒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莫须有的“揭发”接踵而来。各式各样的专案组都到秦城来提审，企图从我这里找到“突破口”，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审讯并没有停止。
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的组长(不知道他是不是组长，姑且称之)蛮不讲理，胡搅蛮缠，毫不懂政策，看样子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军官，却装出一副大官的模样，真是令人恶心!
本来，审讯室的桌子上已给专案组摆上了茶杯，但这位组长来后，看也不看，从自己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又长又大的玻璃瓶，用手绢擦了又擦，然后用眼睛仔细看了又看，再掏出一个信封，倒出几片茶叶，用水冲开，再品尝几口，才抬起头来，看我几眼，然后发问，你是阎明复吗?我说，是。他问，你是中办翻译组组长吗?我说，是。他问，你认识陆定一吗?我说，认识。他问，你给陆定一当过翻译吗?我说，没有。他说，陆定一当时是中央领导人，你怎么可能不给他当翻译。我说，没当就是没当，我们只为常委服务。他问，你给尤金当过翻译吗?我说，当过呀。他说，那陆定一同尤金谈话你一定当过翻译啦。我说，没有，毛XX接见尤金我当翻译。他说，不准你提伟大领袖!我说，你问我给尤金当过翻译没有，我才提到毛XX。他喊了起来：你没有资格提到伟大领袖，你再抵赖，拉出去枪毙!我说，枪毙我也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他这样胡搅蛮缠地喊了半天，只能无奈地收摊了。
过了几天，我的专案组来了。我对他们讲了陆定一专案组提审的情况。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绝不能讲假话。要相信党的政策。
后来，陆定一专案组又来提审，还是老一套，“不交代就拉出去枪毙!”“坐一辈子牢!”等等。我只是一句话：我从来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我不能讲假话。气得他们只好悻悻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