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上合不来可谓理所当然。毛生于农家，长期在山沟里苦斗，好吃辣椒、红烧肉，留长头发，不会跳舞，卫生搞得也不大好，这与十里洋场出来的明星江青自难协调。但对于“政治第一”的毛来说，找妻子不是找保姆，他要的是政治上的助手，“所以江青虽然只是秘书职务，但无论到那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320）
她实际上早就参与政治生活了，并确实表现出毛所期待的敏感。正如黎澍所言：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80页）
曾妈妈经历过无数次生死只在寸发之际的惊险。她与朱德夫人伍若兰同时向山上转移，她机敏地躲过枪林弹雨，后者却不幸中弹倒在血泊，被敌人残忍地枭首示众。二十多岁时的曾妈妈智勇双全，曾身揣双枪漂过大海，去收编雄霸一方的江洋大盗。
这样一个曾志女士革命成功后做什么呢？党委任她为”广州市委工业书记”，用她自己不无骄傲的话来说是”担负著振兴广州市工业的重担”。读到这里，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但想到曾女士毕竟还上过几年小学，在”革命队伍”中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又为数百万羊城儿女感到庆幸，他们毕竟没有摊到一个高举板斧的黑旋风来”分管工业”。
1963年前后，江青经常到上海，衣食住行要求特别苛刻很高，地方很难侍候，汪东兴向毛汇报，毛就对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说：“阿丕，江青是有缺点，有毛病的，如果说起超过标准，超过费用，我有稿费，就算在我的帐上，我来算好了。给你们上海市领导增加麻烦了。”此话一出，陈丕显立即表态：“我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27页）
毛对江青的关心，不是丈夫对妻子的关心，而是政治家对自己助手的关心。
1954年，广州市委推荐曾志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名单到了陶铸那里，他一笔勾掉，换上另一人。陶铸的解释是：中央认为方方同志不适合在华南局工作，把他调到北京，为照顾方方的情绪，缓和一下矛盾，就让方方的爱人担任人大代表。曾志对此不接受：
我听了非常生气，认为陶铸的理由完全说不通，他是为了个人关系，拿我来做交易。我斥道：“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上推荐的，你为了你自己与方方同志的关系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资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见。”（434页）
陶铸或许会用“大义灭亲”来自我欣赏，但人大代表的资格被他用来做交易，这也太不尊重广州几百万人民的“意愿”了。
陶铸精通斗争逻辑，政治上“紧跟”毛。1950年，毛认为广西剿匪不力，派陶前往督导，莫文骅说陶“对广西的剿匪斗争却一口否定，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等。他不经省委、军区，亦不找省委同志说，也不经中南局、中南军区，把自己的片面的看法直接电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即被‘靠边’了。”（630页）
陶大开杀戒后致电毛称歼灭匪45万，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属于可杀可不杀，毛批复曰：在广西应该杀。有谓共杀五万，不可能达到十几万。这是对陶铸之狠毒太小觑了。
1952年，毛认为广东土改有右的倾向，又派陶前往，陶迅速发起“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斗争，挤走华南分局和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肢踢开了我叶剑英。”（123页）
张云逸、叶剑英都是军内元勋，陶却能取而代之，除了毛的信任、支持外，陶本人的“不把人当人”暴露无遗。斯大林尝云：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十万人是个数字。陶铸不得好死便是报应。
调走方方是“反右倾”、“反地方主义”的必要环节，陶拿曾的代表资格来做交易，可能说明他与方方没有什么历史过节，以至于在赶走方方之后还得给点安慰。1957年广东第二次反地主主义，主要人物之一是时任副省长的古大存。延安整风中，古深得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大刀阔斧地将党校一部的许多老干部打成“特务”、“特嫌”、“叛徒”。曾志也被认定是“有特务嫌疑”，曾不服，“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343页）
陶当时就对他说：“古老，你主观主义，不肯为曾志作结论，拖了两年，你有什么根据？你有没有作过自我批评？”（31页）
当年的怨气肯定是陶打倒古大存的动机之一。
陶铸被打倒后，向曾志说到他与刘少奇的关系：
1942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像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的问题上，我觉得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对刘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452页）
“被高岗利用”云云是怎么一回事呢？
延安整风“审干”中，陶受过刘少奇、康生、彭真的打击，曾与刘少奇当众争吵，而高岗则是对审干时的恐怖提过意见的极少数人之一，他们都有对刘的不满之处。40年代末，陶在东北工作时，与高岗配合正常。1953年的中央财经会议，主调是高岗“批薄（一波）射刘（少奇）”，陶也参与其中向刘“开了一炮”。会后高岗到各地游说，在广东见过陶。高岗事发后，陶曾中央写过书面材料。
陶所说的柯老即柯庆施。1936年在北方局时，柯就与刘少奇、彭真有隙，延安整风时当然跑不掉：30年代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抗战后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进入延安后又是王明任部长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与王明私交确实不错，在王明挨整后曾上门探望。1965年身在莫斯科的王明闻柯去世后曾赋诗悼念）。中央机关“抢救”时，“柯庆施的老婆已经被逼自杀了，柯庆施还在没完没了地挨批斗。有一次批斗会是李富春主持，斗争会从下午开到深夜，柯庆施和群众顶著牛，大家都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可就是无法结束。康生在自己的窑洞里听得清清楚楚，想出了点子便去了。他到场之后，发表了一通言论，主要意思是说：让柯庆施去‘自救’，大家休息。于是散场。……批斗柯庆施，康生在自己的窑洞里听见了，同排窑洞的毛泽东也一定听见了，他怎么想？不知道。”（167页）
此时还未落难的陶还探望过柯庆施，两人结下深交。柯去世时，陶极为悲伤。赋诗云：“羊城话别竟悠悠，风义相期失畏俦；世有良材天不永，国多哀思树为秋；心存马列魂犹烈，功在东南愿已酬。处处春申凄咽雨，我含热泪抑悲愁。”49年以后，高、柯、陶都是封疆大吏，也是毛平衡刘的重要力量。
但政治生活中人际关系在不断重新组合。以陶铸的地位及其和毛的关系，刘也不会轻易得罪陶铸。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452页）
最重要的是，60年代初，刘亲自下乡调查数十天，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灾难极感震惊，并不惜开罪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中央省地县与若干大企业党委书记出席）上公开宣称大饥荒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然后义无反顾地以务实的态度，主持经济调整，解亿万人民于水火之中。这是刘一生的辉煌时期，众望所归，一些此前的“毛派”干将也纷纷“转轪”，各省各部均有其大批“拥趸”。陶也在此时认同刘并向曾志坦承：
尤其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452页）
几乎是接着，同年周恩来、陈毅主持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会议，就是在陶铸治下的广州召开。1964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让陶铸去跟李雪峰同志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431─432页）推广“桃园经验”是“文革”前刘少奇既迎合毛、又对抗毛的一大举措。毛对陶之“倒戈”迹像自然洞悉，但似乎没有想到刘、陶之间的互信已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文革”初期仍瞩意于陶铸，希望这位与刘并无历史渊源、延安挨过刘的整且二者久有分歧的干将仍然秉其“牛”性（毛曾称许之为“我们党内的一头牛”），充当揪刘先锋。孰料时移势易，陶已认同刘之路线，不但不能如毛之愿，反而成了最大的“保皇（刘）派”。
“文革”狂飙刮起，天下大乱，神州陷于浩劫难。毛却反复宣称天下大乱是好事，1966年底在陶铸、曾志夫妇均应邀出席的家宴上（刘邓已被摒除），还举杯“祝全国全面内战”。此乃毛真情流露，盖毛之威信在大乱中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其对全国的控制，由于各级组织系统的瘫痪而更加无所限制。
毛的权力登峰造极，陶铸岌岌可危之际，曾志向陈毅说起自己的担心，陈毅却答道：“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447页）党内第四把手的命运就取决于毛有没有改变主意。
一片混乱中，毛的魔影无所不至，曾志敏锐地察觉到了：
在批斗场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头弯腰，这时有人示意他们不要动我，让这批莽汉退了下去，我知道这都是由于毛主席的缘故，如果没有他的保护，在那么恐怖的批斗大会上，我是必死无疑了。（470页）
有保护当然就有不保护。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之所以在会场上被无情揪斗直至整死，显然不是下面人非法的胆大妄为。
一片混乱中，毛直接掌控的专政系统高效运转。曾志在粤北被监管期间，到集上买一元钱的菜、劳动时戴手套、穿雨鞋等等都有人向上汇报。1974年，曾志的3岁孙女在中组部幼儿园，向一个5岁的小男孩说了一句她的姥爷（即陶铸）不是病死而是被害死的话，男孩之母报告老师，老师报告中组部政工处，政工处报告组织部，组织部报告中央，位于权力中枢的纪登奎、汪东兴亲自批示处理。层层上报，井然有序，何曾有半点“乱”的迹象？
在众多的“革命”妻子中，有的是随夫参加“革命”的，有的自身就是“革命者”。曾志的“革命”资历并不低于陶铸，所以尽管她的政治生命实际上离不开陶铸的命运，但相对而言，她比许多下台领导的妻子要好过得多。陶铸被打倒后的1967年初，曾志致函给毛称：
我怎么办呀？我是请假来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倒了，我若回广州，像我这样的身体，体重才六十七斤，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审查批斗吗？但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中南海的造反组织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
毛怜香惜玉，当即回函：
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
汪不敢怠慢，派秘书将“上谕”送曾。有此金书铁券，曾得保无虞。但造反派抄家时却将之抄走了。转眼到了四月份，曾志又开始感到惴惴不安，再次致函给毛：
我若再不回去，人家会以为我逃避审查批斗，但回去又怕身体吃不消。特请示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这次无回音。但曾也依然平安。事后才晓得，毛接信后竟然跟周恩来商议道：
你看曾志要回去，连黄永胜都不能立足了，都跑到北京来了，曾志能够回去吗？算了，不要回去了。
非但如此，毛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又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502页）
1974年，陶铸尚未平反，曾已经参加四届人大。
论者分析，毛把曾与陶铸分开，应当是考虑到曾的特殊性，正像毛1964年向陈永贵等人介绍曾时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433页）曾有独立于丈夫之外的政治资本。
同属冤案，当事人的妻子遭遇各异。1955年，潘汉年被毛泽东点名逮捕，董慧仅仅因为是潘之妻，也同时被捕。潘有《念妻》诗一首：“妻随夫命贯古今，可怜‘三八’枉时新。”因为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潘汉年的“口风”极紧，蒙冤之后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寥寥几句话中，差不多总有一句：“……关阿董什么事？……”作为潘汉年临终绝笔的，是《给董慧》诗一首。董慧不是了不起的“革命者”，但她放弃富豪生活（香港道亨银行太子女），追随潘汉年冒险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抗敌隐地下，十载尔同行。北上延安路，朝夕共苦辛。”但妻随夫命，其结局只能是“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昨日同生死，今朝半残身。”
同样，张闻天下台，刘英也难逃劫运；彭德怀被罢官，浦安修就得与之离婚。对于董慧、刘英、浦安修，毛没有说过潘汉年是潘汉年、张闻天是张闻天、彭德怀是彭德怀之类的话，任由这些为“革命”做过贡献的女性随夫受难。
因此，论者认为：当毛说“陶铸是陶铸”时，除曾的特殊性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基于陶铸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不一样，正如陶自己就说过“我这个人从来都是只左不右的”。说到底，曾志还是沾了陶铸的光。笔者对此恕难苟同。
就毛而言，“左”还是“右”他说了算。一切依其好悪定夺。事实上，除了曾志，别无他人蒙此恩宠。曾志也感恩涕零，为毛之恶行粉饰洗刷：
我的女儿总问我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我叹口气，对我的女儿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534─535页）
书中引用李锐回忆：庐山会议上，陶铸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309页）
陶铸是“从一而终”的，对党、对革命从无二心，但毛泽东并不这样看，原因或许是他“移情别恋”于刘少奇。
论者分析道：
如果毛在“文革”中没有保护曾志，如果曾志还是处在监禁中，也许她还是这样说。“革命者”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革命”，他们必须无条件地肯定“革命”，无怨无悔地承受据“革命“逻辑而推出的一切。曾志不明白的只是：“毛主席英明了一世，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搞这么一场天怨人怒的‘文化大革命’？”事后她想用“老人”、“病人”来解释毛的晚年，善心的背后似乎有一点讽刺意味，“一代风流”的毛泽东，身后竟然要这些听凭他摆布的人来宽宥。其实，并不是老人、病人做的一切都可以原谅，而且，发动文革，既非老人的昏愦，亦非病人的狂乱，而是毛泽东社会理想与个人追求的逻辑延伸，是他深思熟虑、愿意付出很大代价也要进行到底的运动，无论是1966年他写给江青的信还是1970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斯诺的谈话，都表明了这一点。1976年毛发起“批邓”运动时确实是老人、病人，但他的脑袋仍然是清醒的：他看准了邓小平与他在治国理念上的分歧。对于像“文革”这样的空前事件，是绝不能用“老人”、“病人”来解释的。
书中忆述1969年10月陶铸被押解离开北京前写的一首诗《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馀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老骥伏枥晚，枯葵更觉怯霜寒；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这是中共的“南霸天”陶铸为自己涂脂抹粉的诗句。什么“心底无私”！他效忠共产“革命”，满手血腥便暴露出其最大的“私”。广西“剿匪”时落在他手上的十五万“可杀可不杀”者，生死存乎其一念之间。
据曾志所写的陶铸病情记录，1969年4月间他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力气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转引自陶斯亮《一封终于寄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
如斯苦况便属现世报！孤身押抵合肥后的四十多天在牢房里剧痛不已，更是十足的报应！陈毅所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不报，时辰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讲得太对了！我们不应因陈毅乃大恶人而废其言。
另一方面，曾志女儿陶斯亮那篇《一封终于寄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却必须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该作由柯岩捉刀，堪称笔下生花，1978年12月10日于《人民日报》刊出之后，千千万万大陆读者为之感叹唏嘘，无不对陶铸之惨剧义愤填膺，为曾志、陶斯亮母女洒下同情之泪。
然而，笔者却另有感触，因为陶斯亮信中写道：
爸，女儿是医生，我知道胰脏靠近腹腔的一个大神经节，癌块侵犯神经会引起极大的疼痛。
真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所谓“感同身受”落在陶铸的宝贝女儿身上，这比陶铸这一介大男人“身受”的剧痛之杀伤力超出百倍！须知多少英雄好汉遭受酷刑还能忍住，但让其目睹妻女心酸的样子，他就无法抵御了。尽管陶铸未能知晓宝贝的“亮亮”内心无以复加的伤痛滋味，可是陶斯亮自诉的凄苦，无疑至少足可让九泉之下广西十五万冤魂连呼“痛快”！笔者本人也为自己这种“幸灾乐祸”拊掌称快不已！
可惜的是，日前在微信中看到陶斯亮新作《相逢一笑在梅州》（2021年2月撰文），其中回忆2007年大陆红二代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历史性聚会。
与会者有130多位“开国元勋”、将帅、前省部级干部的后代，出自叶剑英子女的手笔。陶斯亮该文轻松活泼，全然不见当年父辈的恩仇。所附合照里包括彭德怀之女彭钢等无不呲牙咧嘴。“亮亮”又喜笑颜开了！老天爷怎么这么轻易就放过她？
不管怎样，曾志的回忆录值得读者逐字逐句深思细想，其间绝对是回味无穷！
（2021-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