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24日
王明在吃有毒的药。
很明显，有人在给王明下毒，而且，毛泽东和康生显然与此有牵连。要公开杀害中国共产党内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个在共产国际受爱戴和尊敬的人，那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毛泽东认为，时间紧迫。目前的形势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延安地方偏僻，不易来到大大有利于干掉不服从的人。
开了一次医疗讨论会，延安总共十二名医生都参加了。他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待了两个星期。可以想像得到，他们已经很好地接受了一次“精神训练”。
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对王明的蓄意毒害，因此肯定莫斯科也已了解真相。所以，郑重其事地召开这次医疗会议，完全是为了蒙蔽那些往最坏处怀疑的人。
1943年7月26日
医疗讨论会在研究病历时，发现了服用甘汞的记载。
医生们要求金作出解释。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中共中央主席禁止再向金提问题，并中断了会议。
医生们感觉到，事情牵涉到某些高级官员。在第二次会议上，有些权威宣布，他们对这个问题没什么说的了，有的则居然置常识于不顾而为金撑腰。
没想到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拿出了一些金开的甘汞和其他药物的处方，这是她收起来以备将来作证用的。
我真不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收场！
1943年7月27日
徐特立是延安最受尊敬的人之一。
这个人具有很不寻常的经历。
1877年他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一所为穷苦人孩子所开设的学校里上学。他去过日本好几次，并在那里读了几年书。他在毛泽东于1912-1918年间学习的一所师范学校任教。
有一次，当毛泽东受到开除学籍的威胁时，徐特立和杨昌济支持他。那时杨昌济毛的未来的岳父教伦理学。由于他们的保护，毛泽东才得以念完师范。
在那以后，徐特立在巴黎和里昂的大学学习了大约四年。
那时，很多中国人都通过中法教育协会的关系到法国去留学。
后来，徐特立在德国和比利时的工厂里工作了一个短时期。
回国以后，于1925年参加国民党。1927年加入中共。同年，参加南昌起义。
二十年代末，徐特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后来他就和毛泽东一起，在中共苏区政府工作。
他参加了长征。前些时候，他以64岁的高龄，参加了游泳比赛。
虽然徐特立是一位老人，而且也显得老，但他仍然精神矍铄。
毛泽东对他以前的这位老师深为敬重。
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十分害怕王明把中共的真实情况捅给莫斯科的前共产国际领导人。让他们失掉莫斯科的支持而自己去对付蒋介石，这倒真是他们所不喜欢的。
1943年7月29日
整风运动的目的显然是使党官僚主义化，从而使每个共产党员的热情与积极性化为乌有。中共领导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纪律，使大家围绕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团结起来，而是在恐惧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风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康生的亲信残暴得无恶不作，甚至下得了手去逮捕怀孕的妇女。我不禁要想，这些“人”所具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呢？
毋需详细观察即可看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具有跟性欲冲动一样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观。他们大都野心勃勃，而又没有什么实际成就可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的各个惩罚机关中担负职务的，就是这些腐化堕落的无知之徒。他们动辄行使暴力，制造伪证，把人处死，写告密信，以此来保证他们慢慢地然而是稳步地升迁，尤其重要的是，这使他们有吃有穿。
虚荣、卑鄙，总是与口腹声色之欲分不开的。
1943年8月2日
这个城市已经非正式地实行戒严。各机关学校已经用栅栏围起来，并没有门岗。已婚的人被严格禁止与家人见面，否则就有被捕的危险。两人之间的私人交谈也明显地担有风险。
很多“罪恶昭彰”的人奉命待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因为监狱里已人满之患。
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要通过康生情报局的特别通讯员。
到处都有对揭发出来的人“进行改造”，对即将被揭发的人拼命说教。毛泽东承认，他把这次运动看得“特别重要”。
延安党的领导机关和行政机构的活动，都取决于毛泽东的情绪。只要他觉得累了，任何工作会议，甚至重要的报告都被取消。
1943年8月6日
国内是一片欢乐景象礼炮齐鸣，祝贺我们红军的节节胜利。莫斯科在昨天庆祝了奥勒尔和别尔戈罗德的解放。
刘少奇正在对中共各领导机构的人事进行调整，这个做法一定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
康生局里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承认自己是搞间谍活动的。
入夜，死一样的寂静笼罩着延安及其近郊。听不到一点声音，没有笑声，没有灯火。
方才我走出窑洞，俯视山谷，只见漆黑一片。没有听到太平沟卫兵的脚步声和口令，但每条道路都有卫兵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