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界限，至今在中文话语中未成“共识”，昨天我也在一个会议上讲，而今中共“霸权铸成、枭雄练成”，这一切不是这个制度的成功，而是自由社会的失败，更是中国人的失败。今天“十一”，恰是说说这个“失败”的好日子，可说的很多，我这里只捡朱厚泽的一个睿见说说，就是题目上的那一句，自然，“国家”坐大，个体和社会就淹没，所以中国除了改制，别无出路。】
近读《动向》杂志连载的《朱厚泽谈“党文化”》，颇有感于党内凤毛麟角的深思好学者，把中共这个怪物解剖得相当透彻。这种他们自己称为“削肉还母，剔骨还父”的反思，也早已由顾准、李慎之、王若水、王元化等人所体现。他们的思考不是学院式的，也不标榜为学术，更不掉书袋，却常常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与中国现实非常贴切，毫不牵强、隔膜。我这里拣出朱厚泽的一个洞见来说说。
朱厚泽分析中国近代因落后而生出激进主义，及连带的简单化思维，从晚清与近六十年这两个时段中，抽出一种共性：器物层面的东西看得见，以为抓过来就有一切；因为外强我弱，又是国家把一切抓住。他写道：“清末就是想用船坚炮利与专制主义的体制、君臣父子纲常伦理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以为这种结合能富国强兵。两次冲击是新技术，原子弹爆炸、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于是赶快抓住两弹，再加上无产阶级专政、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朱厚泽强调的“国家抓住一切”可称洞若观火：国家“垄断资源，然后以国有制的形式，跳过市场，跳过民间，跳过社会；直接把器物抓到手里，其结果就是将社会的力量压制了。”
迷信“国家建制”就是“器物至上主义”
从“党”剥离到“国家”（制度）层面，在西方政治学或社会学乃是常识，只有从“制度化”（国家建制）入手，才能解析一个区域的政治权力问题，舍此皆为“门外谈”。
但有趣的是，西方学院里的不少“中国通”，批判、揭露西方议会制度下的国家功能甚为犀利，却青睐于毛泽东以万千尸骨做奠基的国家建制，并常常教训他们的中国学生：“你们中国有今日，那基础都是当年毛泽东打下的”，所以中国许多留洋的“新左”、“后学”们，回国不厌其烦论证的，正是朱厚泽悟到的“国家把一切抓住”这个要害，但皆被他们论证成中共和毛泽东的“成功诀窍”，即四九以后的“制度建设”——所谓“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一致性，大跃进、文革的合理性，以及中国的所谓“现代性”，都是这种论说。这是一种“国家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国家机器就是暴力，而滥用它为一党一领袖的私利服务，就更是将社会、个人皆碾成齑粉，这种历史在当代中国，却从来无人书写过。
中国的“现代化”内容，似乎就是用人尸血浆锻铸一架“国家机器”，因为旧的那一架，应付不来外辱威逼。最早对中国转型作出肯定的，是风靡华人社会的史学家黄仁宇教授，一九八八年他有《五百年无此奇遇》一文，称：
‘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已于一九八○年代完成，其间最大的收获，则是今后这个国家已能从数目字上管理了。’
我后来撰文与之商榷：
‘若说‘新中国’能从数目字上来管理，大概从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就做到了，这一步的确千古未有，政府可以根据数字合理想象，后果就是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计划经济的荒谬，把人和社会都变成抽象的数字，这一点哈耶克早就说过。’
后来黄先生曾给我来信，说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希望以后有机会见面谈。不幸我后来出了车祸，待转醒过来，老先生已仙逝。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在两岸三地，是影响超过许多史学家的一个通俗论说。他常常从历史长河中舀出几勺水（细节）来，以优美的文笔加以阐发，然后一两笔点睛，叫人恍悟那历史的涟漪或漩涡。朱厚泽比较晚清与中共之“器物至上主义”，堪称神来之笔，又何尝不是一种大历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