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主任娜塔莎·卡萨姆(Natasha Kassam)表示，私营部门的活力可能会受到影响。她将这种转变比作习近平九年前上任之初的反腐运动，该运动遏制了猖獗的腐败行为，也巩固了权力。
“在反腐运动期间，没有人知道谁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卡萨姆说。“这导致了惰性。官员们太害怕了，不敢做出决定，生怕自己做错了决定；你会在私营部门看到类似的寒蝉效应。”
对许多企业来说，指导方针曾经很明确：口头承诺政府，赚钱，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走向全球，在海外上市和收购。虽然中国的亿万富翁们总是觉得自己很脆弱——中国的财富排行榜经常被戏称为一份目标清单——但他们与官员的关系也很好，可以藐视规则，影响政策。
成功不再是安全的保证。越来越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卷入其中，习近平和得到他授权的监管机构在这场屠戮中几乎没有表现出收手的意思。自今年2月以来，中国最大上市科技公司的市值已有逾1万亿美元从投资者手中被抹去。
连锁反应也影响了普通中国人，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中国官员已发布指示，敦促地方政府和企业留意同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有关的抗议活动。恒大的危机引发了被欠款的供应商、提前数年购买住房的购房者和员工的愤怒，其中一些人在恒大的办公楼举行示威活动。
北京正试图发出警告：没有哪家公司是大到不能倒的。专注于中国的咨询公司策纬(Trivium)的分析师迪尼·麦克马洪(Dinny McMahon)说，习近平的反腐活动和随后推动的遏制过度借贷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今，金融业高管的行为更加保守，”他表示。“现在不再是指望你能得到什么，而是努力与北京想要的精神保持一致。”
习近平似乎正在对科技行业实施同样的纪律。去年，监管机构挫败了阿里巴巴的姐妹公司蚂蚁金服的高调上市。当曾在中国收购优步(Uber)的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不顾中国监管机构的保留意见，继续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时，其软件被从中国的应用商店下架。
科技公司也在学着放弃控制权。现在，大多数公司都有共产党的下属机构，它们可以决定公司的决策。过去两年，中国网络监管机构运营的投资公司收购了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和社交媒体公司新浪微博的少量股权。
企业应关注“共同富裕”——政府为缩小贫富差距而采取的举措——的新信号，已导致科技巨头及其领导人纷纷捐款。中国两大互联网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都承诺捐赠数十亿美元，以帮助培训小企业和振兴乡村。
由于成为明星的风险越来越大，一些中国领先的创业者已经避开了聚光灯。在两名员工去世后，电商平台拼多多41岁的创始人黄峥于今年3月辞职，为新生代让位。今年5月，字节跳动38岁的创始人表示将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
在北京看来，所有技术不再是平等的。
专注于消费者互联网的公司失去了它们曾经享有的保护。政府转而专注于推动国家自力更生，支持在尖端技术上的大笔投入，部分是为了回应美国切断微芯片等关键部件供应的政策。政府对半导体、商用飞机、电动汽车和其他产品的制造商给予了大量补贴。
华为是一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生产关键的电信基础设施设备。在其创始人之女孟晚舟上月底在加拿大获释后，官方媒体大肆宣扬她回国一事。尽管孟晚舟是一个不平等社会中继承特权的形象——她以穿着奢侈品牌而闻名，并在温哥华的一处豪宅中度过了被拘禁的时光——但她的回国被描绘成国家的胜利。
“这是一个鲜明的提醒，他们和你不一样。中国社会有等级制度，不同的待遇也随之而来，”卡萨姆说。她还说，作为政府的宠儿，华为长期以来拥有特殊地位。
“不过，我还是有点想知道这能持续多久。不久之前，我可能也会这样说马云，”她在谈及阿里巴巴的创始人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