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阳明曾经是很敢发声的。
标志性事件就是发生在正德元年（1506）十一月①的“上封事”。
正德帝坐上大位后，身边的太监刘瑾等人，变着法儿引诱皇帝淫游，不理朝政，日益恃宠专权，干了很多操蛋的事儿。
九月，刘健、谢迁等内阁大佬联名上疏，要求严惩“八虎”，皇帝没搭理，他们只好在十月辞官抗议。南京的言官戴铣等人上疏乞留，并揭露了刘公公作恶的细节，直言“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任”。这让刘公公很不爽，把上疏的近三十人都给抓了，押往北京审问。
朝中官员对此敢怒不敢言，王阳明却挺身而出。
王阳明当时三十五岁，担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虽只是个处级干部，但是管着武官的人事，很有点实权。而且当时已经小有名气，开始有人拜他为师，并且和另一位大牛湛若水同志“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也就是说，他当时小日子过得挺好，而且混仕途并不是他的人生志向，这次发声，绝不是为了博出位。
但也不能说完全是出于公义。因为被抓的南京言官中，有一位名叫牧相，与王阳明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是王阳明的姑父，而且和王阳明一起读过书，并同年考取进士，所以，于公于私，于情于理，王阳明都应该发声。
他上的那道疏，在不同版本的王阳明全集中都有收录，题目是《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束景南先生认为，题目中的“去权奸”三字，有可能是王阳明后来加上去的，因为纵观全文，“无一语言及刘瑾，更无一语言及除权奸”。
字字句句都是指向正德帝：言官批评政府，是其职责所在，说得对的就听，不对的地方也该包容，别搞得以后没人敢给您提建议了。而且你老人家也说过，“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所以微臣斗胆谏言，希望能对那些南京言官宽容一点，放他们一马。
主要是这么个意思，用词很是恭敬，并一再表示是为了维护皇上的英名。但是，还是逆触龙鳞犯了大忌，因为他把责任算在了正德帝头上，说他“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并希望他“明改过不吝之勇”。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胆敢把责任归咎于皇帝，胆敢叫皇帝改正错误，实在是太他娘的生猛了，纯属作死，不把你毁家灭族，就算是对你仁慈了。可事实上，回到五百年前的中国，回到以专制、残暴、病态而闻名后世的明朝，就王阳明说的那番话，虽然有点耿直，有点不讲政治，但绝对算不上“大炮”级别。论犀利，比不上大骂“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海瑞；论气势，更比不上高呼“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的杨慎。在士风犹存、士节高昂的有明一代，敢批评皇帝的知识分子，不要说是濒危物种，恐怕连稀有物种都算不上。
所以客观地说，王阳明此次发声，是冲动的，是有情绪的，但更是谨慎的，是拿捏著尺度的。
尽管如此，还是因言获罪了。
二
相比在锦衣卫大狱捱过的那一个多月，出狱后在午门捱的那顿屁股，可能对王阳明的影响更加深远。
那天他被打了多少下屁股？有不同说法。《年谱》说是四十下，门人邹守益说是五十下，而《明实录》和《国榷》的官方记载是三十下。《年谱》和邹守益还都提到，被打得特别狠，昏死许久才醒过来。
我想，对于一个敢批评皇帝的人来说，被打了多少下屁股，打得严重不严重，未必是要点，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细节：有没有脱了裤子打？
据朱国桢②《涌幢小品》记载：“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棉底衣重毡迭帊，示辱而已。”在成化年以前，廷杖允许受刑之人垫上厚棉衣、厚毡子，也就是说，是不用脱裤子的。但是，正是从正德初年开始，规矩变了：“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
王阳明被廷杖的时间是十二月下旬，肯定是享受了刘公公的打屁股新规。甚至有观点认为，没准王阳明就是第一个被脱了裤子打屁股的人。
想像一下，目空千古、从小立志做圣人的王阳明，当众被扒光裤子的那一刻，遭受的是什么量级的心理冲击和伤害？
我们不能草率地下结论说，王阳明一生都没有走出这种心理阴影。但是有据可查的是，在王阳明后来所上的七十多封奏疏中，除了谢恩和辞官，更多是就事论事地谈工作、谈剿匪，不仅再也没有批评过皇帝，甚至可以说，再也没有涉及政治，再也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发声”。
他后来怎么看待这次发声？有没有后悔？
《年谱》中没有记载，但是在王阳明贬居龙场驿那几年写的《五经臆说》中，其实是颇为隐晦地流露了一些心声。
据王阳明写的《五经臆说序》介绍，《五经臆说》共有四十六卷。但是王阳明生前从来不肯示人，就连亲传弟子钱德洪央求䁖两眼，王阳明也是打哈哈说：“付秦火久矣”。颇为传奇的是，据钱德洪的说法，王阳明去世后，在整理遗物时，他很偶然地从废纸稿里找到了一些，也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五经臆说十三条》。
我觉得王阳明说“付秦火久矣”，既是玩笑话，也是大实话，是明确告诉了钱德洪，烧了是为了免遭文字狱。
从《五经臆说十三条》来看，谈的都是《五经》中和帝王有关的典故和篇章，话虽然说得隐晦，但明眼人能看出来，是有借古喻今的意味的，其中最明显的一篇是谈《易经》中的《遁》卦，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段话：
虽有可亨之道，然终从阴长之时，小人之朋日渐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则小人将无所容，而大肆其恶，是将以救敝而反速之乱矣。故君子又当委曲周旋，修败补罅，积小防微，以阴扶正道，使不至于速乱。
我翻译一下这段话：
尽管如此，人们最后还是会趋从阳消阴长的势头，小人的朋友也就渐渐多了起来。这时候一旦去纠正小人，小人将无地自容，因而大肆做恶，这就是以拯救时弊的好心，反而加速了小人作乱。所以君子又应当委曲周旋，修补漏洞，从小处着手，防微杜渐，悄悄地匡扶正道，使小人不至于加速作乱。
在这条注解的最后，王阳明还很感慨地说，“《遁》卦对时运的意义非常大！”
你要说这不是他的经验之谈，我是不服气的。
对于当年的发声，谈不上后悔，但是应该说是有所反思吧。
三
说到沉默，在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写过一篇《梁仲用默斋说》，表示自己是个话痨，哪里懂得什么沉默之道。这是事实，他在学问层面的表达欲是极强的，即便是在战况危急的时刻，也要忙里偷闲地和门人论道。但是，一旦涉及政治话题，他则表现得极为克制。
最典型的事件他在“大礼议”期间的表现。
大礼议，是明朝历史上极重要的事，说起来特别复杂，只能简单地说，这件事关乎嘉靖帝管谁叫爹的问题。因为正德帝死得突然，并且没有子嗣，只能找来了他的堂弟也就是后来的嘉靖帝继位。按照礼法，在奉祀宗庙时嘉靖帝应该管正德帝叫爹，但是嘉靖帝坚持要管自己的爹叫爹，内阁首辅杨廷和一派就不干了，两边就开始站队和干仗，干的最狠的一仗就是“左顺门事件”，上百个官员跪在那里请求嘉靖帝改主意，气得嘉靖帝给他们统统抓起来打屁股，打死了十几个。后来虽然是嘉靖帝如愿地管自己爹叫了爹，但是他也因此和文官集团矛盾深重，后来几十年不上朝也跟这事大有关系。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感兴趣可以去找相关史书看哈。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的门人（好友）多是支持嘉靖帝，其中黄绾、席书、方献夫等人更是最早跳出来支持嘉靖帝的。当然也有反对派，邹守益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后来也因此被下狱贬官。
不管怎么说，王阳明的门人在这件事情上参与得很深。但是他们的王老师，却一直没表态。尽管从他与一些门人、友人的通信来看，他是支持嘉靖帝的。
王阳明的沉默很是耐人寻味。嘉靖三年秋，大礼议争得最激烈的时候，王阳明写的几首诗中却流露出对此事的超脱姿态，尤其是那句“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很有点不屑于掺合这种破事的意味。
不管是不想、不敢还是不屑，反正王阳明最终也没表态。他想躲著政治。可是政治没有放过他。
王阳明的沉默，让嘉靖帝耿耿于怀。这其实是很好理解的，以王阳明当时的威望和影响力，只要他站在嘉靖帝那边，只要表个态，形势肯定是大不同。两边也不至于斗那么久，斗得那么惨烈。所以嘉靖帝一直没原谅王阳明，后来就折腾他，明知道王阳明身体不行了，还要派他去广西剿匪。王阳明剿匪成功后，曾多次上疏求嘉靖帝准他辞职回家养病，嘉靖帝就一直拖着，拖了好几个月，一直到死，王阳明都没等来嘉靖帝的回复，死后也因此被治了个擅离职守的罪名，削夺爵位，封禁学说……
嘉靖帝对王阳明真是恨之入骨。
因为这一点，我一直没弄明白，现在怎么有那么多功利之徒来学王阳明，王阳明其实失败得很，他一直没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根本就没有获得你们说的那种成功，他真要想成功，当初随便发个声，跟嘉靖帝表个态，当个成功的内阁首辅，还能有悬念吗？
哎，最后说点什么呢，我想说，当你有了发声的能力，也就不再享有沉默的自由。
注：
①熟悉钱德洪主编的《王阳明年谱》的读者，可能会说此处时间有误，《年谱》里记载的是“二月，上封事，下诏狱”。所以不得不说：想了解真实的王阳明，不能只看钱德洪编的《年谱》。作为阳明亲传弟子，钱德洪编辑整理的《年谱》中，有很多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故事，所以五百年来都被视作权威，但是失误、失察、失考之处也特别多，更恶劣的是，为了造神，刻意收录甚至胡编了很多传奇段子；为尊者讳，隐去了大量重要线索，是一本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的书。此文参照的是束景南先生的《王阳明年谱长编》。关于“上封事”的月份，束先生在《长编》中做了详实可信的考证，十一月是靠谱说法。
②朱国桢(1558-1632)，浙江吴兴(今湖州南浔)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主持编修《国史实录》，著有《明史概》、《大政记》、《涌幢小品》、《皇明纪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