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在报刊上见到费孝通已荣任全国人大付委员长职务。而当年解效桐、孙振国等人的罪名，是“费孝通来大理指使解效桐等人组成大同党”。既然费孝通平了反，还荣任人大副委员长”，那么解、孙等人的“大同党”应是冤案，自然应该昭雪。我立即向“民盟中央”写信，反映映解、孙“大同党”一案，是因受费孝通的株连而构成。此信大概转到大理白族自治州落实政策办公室。怪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落实政策办公室给我来了一信，说现在查不到解、孙等人的下落，请我提供线索。我哭笑不得，怎么这样对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啊！抓了人、判了刑，政府竟不知其下落，真是莫名其妙。
1987年我再与孙振国、张玉兰见面，交谈往事，方知这27年中他们历经了多次劫难，“大同党”确系子虚鸟有，货真价实的凭空捏造。这个所谓的“大同党”纯是学校党团组织领导人，在那种极左的政治条件下，为了与党“保持一条心”，靠拢组织，也为了立功请尝，升官发财，借用老毛“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发功，一手导演制造了这起“反革命集团”冤案。看看“一案三判决”的判决书吧！
第一次判决“反革命”大同党首犯，解效桐有期徒刑15年，主犯张玉兰有期徒刑八年，从犯孙振国徒刑三年。张玉兰不服上诉，又一次“从严判决”。
判处解效桐、孙振国两人二十年有期徒刑，判处张玉兰有期徒刑十年。到了1987年又一次改判为“无罪”。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国家专政机器是如何视公民生命如儿戏？有罪无罪，随心所欲；判多判少，全无法律依据。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1987年10月17日的判决公开承认学校“采取了不适当的做法”，一、二次判决书中都写有“等五人组织了南共纲领学习小组”，从始至终有五人参加，而只判刑三人，其余两人为何不处理？判决书上从不提名，其余两人到哪里去了？
其余两人是“组织（即学校当局领导）”派去帮他们组织“大同党”的人。当年学校搞“双反五打”运动，学校不上课，学生们便三、五成群在一起游玩，其他同学不敢与被辩论的学生接触，以免受牵连。孙振国、解效桐、张玉兰，还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李某、封某几人经常在一起逛马路散步。团总支书记是学校的实权人物，是从北京下放来的女人闻斌，她找李某和封某谈话，要李某和封某监视其余几人行动，随时向她报告他们的言行。闻知道了他们几人的谈话内容后，找他们每一个人进行谈话：说什么你们过去有错误言论，把它写出来作为“兴趣讨论”资料，也是你们自我认识的提高，想着什么就写什么，并要他们每人写一篇文章，相互认识批判就更好了。解等几人不知是陷阱，老老实实地每人写了一篇文章交给这个女人闻斌，再由封某刻印装订成册。然后把订好册子交到解效桐住的地方。待封某一走，大理县公安局的人就来进行搜查，作为“大同党”的罪证把解效桐等人抓走。
解效桐抓走以后，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破获了“反革命组织——中国复兴大同党”，抓捕了张玉兰。并宣布在破获此案过程中，封某是组织上派他打进去的，立了“大功”。学生李某偷了张玉兰给孙振国的信件交给一赵姓女生，由她转交组织，这样她俩每人也记了一功。赵姓女生的父亲在1951年“镇反”中被枪毙，她立下的这一功，用的同学的血，后考入上海化工学院，拿到进入大学的通行证。李某出身不好，在学校中是“众恶之人”，用朋友鲜血立了功，也考上大学。
杨周奇难友感慨地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学生讲“仁、义、礼、智、信”，做人讲“光明磊落”，正正派派。而在新政后的学校，无论大学、中学，甚至是小学，都建立了一套人整人，人盯人的特务政治制度，还美其名曰“追求进步”、“靠扰组织”。“双反五打”针对中学生的、是不是“反右”的反右运动。学校当局明目张胆地教学生诬陷、跟踪、告密、偷窃信件，还给这些败类大肆奨励，记功、加分、送进大学，这样能教育得出好学生吗？可见“世风日下”，整个社会道德必然沦丧。
教师出卖学生，学生自然出卖朋友。李、赵两人盗窃信件立功，拿到进大学的“通行证”的同时，孙振国的母亲在病中想念儿子，当时大理一中正在收拾孙振国，天天开会斗争，不准假，孙母一口气上不来，离开人世。
张玉兰的母亲在张玉兰被逮捕的第二天，到学校给中央机关下放来的那个女人闻斌磕头，请求放她独生女儿一马遭拒，回家盍然长逝。加上解效桐死于狱中，三条人命就这样被毛泽东凶恶吞噬了。这是中国的不幸？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不幸？到底谁是制造这起冤案的真正罪魁祸首？
至今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公元一九八二年费孝通重入“庙堂”，当年大理一中的许多（不是一个两个）学生，后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分别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为解、孙申诉，而公元一九八七年“平反”的判决书上只字未提！这大概半遮颜面吧，是对人生命极不重视的恶劣表现！
亲见亲闻者：杨周奇（实名）甲午年秋于边陲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