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坚持报导维权者、行动者，只是没想到，步入了和他们类似的命运。”
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女权行动者黄雪琴。图：作者提供
【编者按】：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出品，首发于端传媒。
黄雪琴，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女权行动者。曾任职《新快报》、《南都周刊》等国有媒体，后辞职成为独立记者。2018年，她深度参与推动中国#MeToo运动，支持多例个案维权，并发起一系列反性骚扰行动。2019年，她在香港参加反修例游行并实名发表记录文章，因此被 中共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被采取强制措施“指定地点监视居住”3个月，原定于当年9月入读港大法学系硕士项目，也因被捕而无法前往。2020年1月17日她被取保候审。2021年秋，黄雪琴获得英国志奋领奖学金支持，原计划于9月20日赴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就读性别与发展学硕士，却再次因被捕而无法成行。
2021年9月19日，黄雪琴同广州职业病权益倡导者王建兵突然遭到广州警方抓捕。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王建兵住处拘捕两人，并疑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主要原因或涉及日常在王建兵家中的朋友聚会。在家属一再要求下，警方不仅拒绝向家属出具通知书，亦拒绝告知两人涉嫌罪名、采取何种强制措施等。另外，警方要求家属对该事件保持沉默，不可与外界沟通，不得接受媒体采访。10月26日，是两人失联第37天，亲友仍未获知两人关押情况（依照中国法律，在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或释放之前，公安机关可以拘留公民最长37天）。
2020年10月，台风要来了。黄雪琴打算拆掉楼下的监控摄像头，看到手机上的恶劣天气预警，感到开心。
距离取保候审已过去半年多，但她的生活没有恢复平静。因为参加、记录香港反修例运动，她被关押了三个月，并且进入了一个国保（负责中国国内安全保卫的警察）定期“访问”的名单。除了应对警察日常骚扰，处理抓捕带来的伤害，还要想办法舒缓给家人造成的压力和创伤。此外，受取保规定限制，她无法公开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经历，这对一个坚持自由发声记者来说，带来的剥夺感和压迫感比常人更甚。
有天黄雪琴下楼遛狗，发现楼梯口的垃圾分类站上多了个摄像头。她走遍了小区其它20个垃圾分类站，确定只有她家楼下有。很明显，这摄像头是为了她而安装的。
黄雪琴决定，要趁台风天把这个摄像头砸掉。
“砸掉”的想法鼓舞了她的朋友们，作为用报导拉开中国#metoo运动的开端的记者，黄雪琴一直坚持透过平和理性的方式来争取社会公义：她做独立调查报告，书写记录社会不公不义，给受害者链接资源进行维权，发起联名诉求，公开演讲和组织培训。朋友们认为黄雪琴的做法一直都很温和，所以当她提出要砸掉摄像头，纷纷表示支持，甚至帮她想了很多砸掉的方式。
台风天来了又走，黄雪琴最后还是选择了一种更“雪琴”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她在每天出门遛狗的时候去摄像头下举牌“非法安装摄像头，要求信息公开”；她唱了首《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还准备去摄像头下读《1984》。国保再次约谈时，她手抄了当时新近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案》给他们，要求他们提供安装摄像头的手续程序、购置费用等。
会面第二天，黄雪琴下楼准备去给摄像头读首诗，一看，摄像头已经被拆了。她在自己的社交帐号上记录了这件事，标签是“#抗争有用”。
黄雪琴在海边。图：作者提供
做记者履行监督权，“就像呼吸一般自然”
抗争者，这并非黄雪琴原本为自己选择的角色。她曾是国有媒体的一员，相信体制内改良，并为此积极书写，出谋献策。
2010年，大学毕业后，黄雪琴成为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的记者，后又进入《新快报》、《南都周刊》等新锐媒体做调查记者。
2000年到2015年前后，中国大陆媒体经历了辉煌而短暂的舆论监督时期。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为核心的南方报业媒体是推动社会改革的传媒主力之一：2003年《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事件”的报导参与推动政府废除了实施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同年该报突破当局的新闻封锁，报导了非典疫情在广东省内蔓延的情况，促使当局放开有关疫情的相关信息。2012年，《南都周刊》的《起底王立军》系列文章，更是对中共高级官员的政治斗争进行了深度曝光。
黄雪琴正是抓着这段黄金时代的尾巴进入媒体行业。那时她所在的城市——广州，有着“中国最接近公民社会”状态的美誉。她在每周的“市长接待日”上，记录市民对市长的直接质问。时任广州市长万庆良因为一句“在珠江帝景租房子，每月交租600元”的言论，被媒体批评，一市之长沦为坊间笑谈。彼时的黄雪琴认为，做记者履行监督权，“就像呼吸一般自然”。
黄雪琴开始用手中的笔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期待用报导推动社会改变。她写的关于越南乳猪走私的调查报导，导致该地检疫局两名官员下台；关于深圳自闭症儿童的文章，引来相关人士对该民间机构的支持……那时也需要与公权力博弈，与地方干部斗智斗勇，想尽办法拿料，在禁令到来前发稿——这是中国记者一直都要学习的一门功课。
那段记者生涯，黄雪琴快速成长，非常快乐。她还没有被后来经常出现的虚无感困住。至少，作为记者，她还能书写不公，做自己想做的报导。也因此，雪琴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对体制的自我改良抱有信心。他们相信，通过媒体监督，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法律人士推行法治，公民社会发展，这个体制会越来越好。他们没想到，言论紧箍咒正在步步紧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