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说，父亲生前不喜欢拍照，父亲死后，他在家里四处翻找，才找到父亲抱着孙女的照片。张广永生前慈爱、总是忍气吞声。之所以赴印尼打工，他也是想趁着身体尚可、多挣钱，减轻刚成家的大儿子的养老负担，也给还没成家的小儿子挣点娶媳妇的钱。
◆张广永和孙女。
然而，张广永生命的最后两年是悲凉且劳碌的。去年2月张广永的父亲因年迈去世，不到一年，他的妻子也因病去世了。两位生命中的至亲去世，张广永都未能送最后一程。“他们三个都惦记着彼此，现在都走了，只能在黄泉相见了。”张超说。
京唐公司一位工作人员称，张广永的身亡就是一个普通的病亡。公司第一时间已向所在地区的主管部门、监管部门报告。死者家属一直无法与公司达成一致，反而受人教唆，在网上发帖攻击他们，是因为涉及赔偿金的问题。
他还说，张广永是作为一个管理人员到印尼打工，不论是工作环境还是工作待遇都算不错，而一直无法回国，不是公司不放人，而是因为受疫情的影响。“亲人去世，我们可以理解其悲伤心情。公司已经很人性化，除了一些政策性的补助以外，公司还向其家人提供了爱心捐助。”上述季姓工作人员说。
记者拨打德龙印尼公司电话，一位工作人员回应说，张广永属于京唐公司的员工，他们不了解其情况。
想要逃走，但很难出这个岛
在苏拉威西岛经历伤亡的中国劳工，远不止张广永一例。
记者向在印尼打工的中国工友了解到，去年6月，一位中国工人在印尼失去了双腿；今年9月，一位在印尼工作的中国民工在雅加达的旅馆上吊自杀，他在国内还有妻子和孩子；10月，一位身着镍业公司工作服的中国工人在一棵树上吊死，据印尼工人的转述和照片显示，他穿黑色裤子、背红色书包，发型整洁，此地也是7月一位工友跳河之地。
“高空作业，摔死过至少三个中国人、一个印尼人。有人从五米高掉下来，胳膊摔折了；有人从四楼掉到三楼，腿摔折了，砸到脚的就更多了。”邹奋回忆说。
邹奋透露，对比国内的建筑工地，他所在工地安全条件堪忧。“乙炔、氧气、二氧化碳都是一个瓶子混装，在国内根本过不了安监局这一关。”此外，电焊工没有动火证、密闭空间作业证也可以上工，如果工人水平不行，就降工资。
◆卡车拉着中国工人们去干活，受访者供图。
公司没有强制要求工人们穿工地专用的劳保鞋，工作服也是五花八门。出国前，公司曾承诺工人会发劳保鞋、劳保服，所以很多人没带专业鞋服，但到了这边之后，公司只发了胶鞋和雨衣。要想买，则要以更贵的价格从倒卖劳保鞋服的中国人那里购买。
印尼天气炎热，工人们戴着口罩上工，一会儿口罩就湿透了。白天紫外线强，邹奋被晒得黢黑，甚至被当地人当作印尼人，用印尼语和他打招呼。这样的环境下，很难不生病。
◆一位工友的背影，因阳光暴晒，自制防晒头盔。
但据邹奋说，当地医疗条件极差。“从工地开车去医院要两个小时，水平还不如中国的乡镇医院，缺医少药的。”他说，那些摔折腿的同事现在正在歇着，老板照样开工资，但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每年5月，太阳直射点向北回归线移动，是苏拉威西岛一年最热的时候。低纬度地区的云层低厚，天天晚上下雨打雷。邹奋听说，今年热死了一个中国工友。“因为中暑，他下班后到宿舍，衣服一脱，躺床上就死了。”尸体被人弄出来，穿个内裤、头戴安全帽，弄块塑料布盖上，就用皮卡车拉走了。
他自己也碰上过可怕的遭遇，有一晚热醒了，出来上厕所，一个惊雷炸在前面两米多，差点没被劈死。所幸人没事，第二天又上工地，继续忍受沉重的体力活。
工友们的死伤从来没有官方通报过，在工地上秘而不宣地发生着，似乎很快就会被人遗忘。除了一纸薄薄的合同，在印尼的中国工人是最没有保障的一群人。
据工友透露，工业园区管理森严，有内外两层保安。此前，中国工业园区遭到来自本地工人的抵制，园区入口有持枪保安站岗。园区内也传出过很多不友好的事件，比如工头持棍叫工人上岗、工人持器具将工头捅伤事件等。领导办理事情也有保安陪同。
住在邹奋附近宿舍区的一个工友，有天晚上大吼着“要捅死领导”。“我来了两个多月，生病都不让请假，把不把我当人啊？”后来这位工友被拉开了，无法想象后续会遭到什么惩罚。
◆两名工人在工作当中。
像张广永、邹奋这样的以及其他来印尼打工的中国民工，拿的都是旅游签证。外籍员工只有在印尼获得工作许可后才有资格获得法律保护。这意味着，如果用访问、旅游或者商务签证在印尼非法工作，是无法获得印尼当地法律保护的。更何况，他们的护照早在开工前就被收走统一管理。
“就算想补办护照，靠自己也很难出这个岛。”邹奋无奈地说。面积约17.5万平方公里的苏拉威西岛比河南省还大，全岛人口约2000万，是印尼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岛内一半以上是森林，多高山深谷、少平原，人口集中居住在地势低矮之处。
可不可以逃走呢？今年9月，邹奋的五个河南老乡乘船偷渡至马来西亚，希望借道回国，却在当地被警察抓捕，至今仍未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五人被工友们称作“豪杰”，但现实来说，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工人们不会说印尼语，也无人求助；生活区距离工作区大概3公里，从大门口到当地最近村庄开车得40分钟、到最近小镇也得一个半小时。
邹奋去年年底来此时，先从印尼首都雅加达坐上小飞机，飞了几个小时到苏拉威西岛，又坐了三小时的车才来到工地。岛上手机信号不好，有时网页都打不开；很多工人根本没用过谷歌地图，连自己在哪里都说不清楚。
去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外劳的境况更为糟糕。如果要回国，需要自费，回国的机票价格从以前的2500元涨到如今的45000元左右。有人交钱让公司安排行程。不同公司收费不同，从两三万到七八万不等。
◆部分工人没活干，又没法回国，只能一直休息。
一些人只能选择放弃。邹奋认识的一个施工队，工人前八个月只拿到2万元工资。他们回不了家，歇了几个月了，每天要么躺着，要么在泥地和河边闲逛着，看不到未来。
也有人拼命想闯出去。当地有个施工队，大老板跑了、小老板留守，于是有工人想着坐船去雅加达找人帮忙，后来还是被送回工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