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罢工之后，依然回去干活
来到苏拉威西岛打工的中国民工，大多数来自中国村镇，想着在国外工地包吃住、开销少，能更快挣钱和存钱。但实际上，他们却常常因为各种事情被克扣和拖欠工资。
邹奋开始上班前，中介开出的月薪为1.3万元人民币，但也强调，会根据工作表现定工资。后来他发现，大家的工资都不相同，但没人能拿到全额。说好9小时的工作时间，经常做到超过10小时。抽烟、玩手机都会被罚款，老板如果认为工人工作能力不行，立刻就降薪。拖欠工资更是常态，到今年10月底，很多人有四个月没拿到工资了。
但工人们此前交了中介费和保证金，如果不干满工期，这笔钱就无法返还，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干活，至少把本钱挣回来。
◆邹奋所在的GNI项目工程部。
张广永所在的工地是PTOSS，属于德龙二期工地，由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与厦门象屿集团合资成立；邹奋则在PTGNI，属于德龙三期工地，GNI公司是德龙镍业集团的子公司。
以上两个项目都隶属于印尼德龙镍业公司，它是中企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在当地共投资1亿美元，是印尼最大的镍业公司。2017年印尼德龙正式投产，雇用员工6000人，为当地创造了1万个工作机会。
◆印尼工地上的工人们，受访者供图。
工人在该公司的工地干活，但实际和他们签合同的，是各种各样的劳务派遣和外包公司。相当于德龙公司是甲方，工人是承包公司带过来搞建设的，例如炼钢厂、电厂、铁厂。外包队下面还有很多小分包队，“越往下，钱越不好拿，吃的住的越差”。邹奋坦言。
早在2010年，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就曾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强化外派企业责任，监督外派企业落实劳务人员的社会保障和境外管理，严禁以中介的方式外派劳务和不负责任的行为。通知要求，外包企业除了和工人签订劳务合同之外，还要保障工资及工作生活条件，建立与外派劳务人员的对话沟通机制，严禁将工程项下劳务进行分包。
虽然是和外包公司签合同，但邹奋始终觉得，德龙方面对于层出不穷的工地乱象也有责任。“德龙的工地乱，是因为他们纵容，纵容是因为觉得自己是甲方，是给钱的，你们都是来打工的，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由于没人能管，下面的承包方、小包工头才会如此肆意妄为。这要是在国内，人早就跑光了，包工头也早就挨打了。”邹奋说。
实际上，德龙公司的印尼工人曾因为工资待遇问题发起过示威游行。
去年12月14日，约800名印尼工人闯入东南苏拉威西省肯达里市科纳威县的一家中资企业。他们起初在公司门口和平示威，但在试图闯入工厂时与保安发生冲突，最终冲进工厂进行打砸。停在保安室附近的多辆卡车被毁，火光冲天。
后来，印尼方面派遣了约600名军警前往现场才平息骚乱。科纳威县县长也来到现场，要求工人停止示威。而在半个月前，印尼工人因为工资问题已进行过一次罢工。
中国工人也曾闹过。早在印尼疫情最严重的今年六七月，中国工人就曾集体抗议过。之后的8月中旬，大批中国工人再次在厂里聚集罢工，起因是一个老板指使印尼保安打人，后来发展到索要工资。
◆工人的集体抗议现场。
据工人说，8月这次集会，是因为之前工厂说的是每月最迟15日发工资，但一直拖欠，有人俩月没拿工资了；还有一些人来了没签合同，或者没定工资，不知道自己该拿多少钱；亦有工人干满了六个月工期，应该领所谓的“超期补助”，最终却被包工头克扣。
邹奋记得那些个充满愤怒情绪的闷热夏夜，很多人喊着让老板出来解释，老板却迟迟不出来。印尼保安拿着枪和棍子，还有用钢丝绳编的鞭子出来驱赶工人，但人却越聚越多。有工人跟维护治安的印尼人讲理，“对方也同情我们，就拿着枪站在一边，看着我们”。
但到了第二天，大家还是回去继续干活。因为出来打工的人都想着，多干一天就多赚一天钱。
邹奋很羡慕能回国的那些工友，但也有很多人一直没走成。去年他刚来的时候，有工友干了一上午就要走，交2万元被安排回国了。今年5月，一对河南安阳的夫妻花了7万元，也回国了。但还有很多人到了雅加达，因为拿不到防疫绿码只好返回工地；有些人至今依然滞留在雅加达，长达数月。
他随时关注两国的航班和防疫政策，觉得归国越来越难。“我们越无奈，就越愤怒；越愤怒，就越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