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国民党的内战刚胜利在望，毛泽东便跃跃欲试，要在斯大林的全球势力范围内插一脚。毛泽东希望有个斯诺式的人物来助他一臂之力。但莫斯科已禁止毛泽东再接待斯诺。他只能转而求其次，用二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在西方完全不具备斯诺的名声，人们认为她不过是共产党的传声筒。1947年，毛泽东派斯特朗周恩来游列国，为他宣传。临行前，毛泽东给了她一套文件，嘱咐她“转交给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给美国、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看看”，要她“不必拿到莫斯科去”。斯特朗遵命写了篇文章《毛泽东思想》外加一本书《中国的黎明》，颂扬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整个亚洲可以从中国学到比苏联更多的东西”，还说毛泽东的著作“完全可能影响了欧洲有些政府战后的模式”。这些话明摆着在夺斯大林的风光。斯特朗的书在苏联出不了，在美国出版时美共删去一半。但书的全文在印度和好几个东欧国家出版了，包括正跟斯大林顶著干的南斯拉夫。
斯大林盘算著采取什么办法教训毛泽东，让毛泽东知道谁是大老板。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看着内战胜券在握，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斯大林的机会来了。12月16日，斯大林办公室给毛泽东回电说欢迎他访苏。电报由阿洛夫大夫转给毛泽东。阿洛夫大夫同时收到指令，要他汇报毛泽东的反应。第二天，他电告斯大林：毛泽东“非常高兴”，“可以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马上说：‘好极了，我三个月后可以动身’。”但三个月过去了，斯大林没有发来邀请函。毛泽东等了又等，中共收复延安那天，毛泽东再向阿洛大大夫提起，说他打算5月4、5日起程。斯大林回电说“好”，毛泽东要求把两个苏联医生都带上，说是健康缘故，其实是防备：他不在时宿敌王明直接跟莫斯科联系。斯大林回电说可以，但是有意不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另一个要求：访问东欧。5月10日，毛泽东自己定的起程日子已过了几天，斯大林突然来电推迟访问。春去夏来，再也不见斯大林提及邀毛泽东访苏的事。毛泽东着急要走，这时；他已与中共其他领导人汇集在西柏坡，人人都知道毛泽东要去莫斯科见斯大林，而且就在这几天。说走说了半天，斯大林仍不来邀请，毛泽东大失面子。
7月4日，毛泽东沉不住气了，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说他打算10天后出发：“我决定近期访问您”“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要在这个月15号动身。”他要斯大林派两架飞机。14日，毛泽东自定行期的前一天，天上不见飞机，地上阿洛夫大夫却传来斯大林的电报：“告诉毛泽东：鉴于粮食收获季节在望，党的高级领导都要在8月份离开莫斯科到各省去，11月才回来。因此，中央委员会敬请毛泽东同志把他对莫斯科的访问推迟到十一月底，以便有机会会见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全苏联的领导人都要离开莫斯科四个月到外省去收庄稼？毛泽东访苏非得推迟到有名的俄罗斯隆冬？这显然是在耍毛泽东。
毛泽东意识到他的野心惹恼了斯大林，连忙采取措施补救。8月15日，他得知华北大学准备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后，马上否决了这一提法，说这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他还下令把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9月28日，毛泽东发给斯大林一封讨好的电报，请求斯大林让他去苏联。毛泽东首次用斯大林喜欢听的别号“大老板”称呼斯大林：“请让我本人面见大老板，亲口向大老板汇报情况，这至关紧要。”斯大林见毛泽东低了头，便放下身段，10月17日，给毛泽东回了封友好而不失居高临下的电报，说他欢迎毛泽东11月底来。毛泽东吃了定心丸。只是国内战局的发展使他不得不自己主动推迟访苏行期。
但在关键问题上，毛泽东对斯大林是寸步不让。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时，1949年1月，南京政府要求和谈。斯大林要毛泽东答复“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泽东大为光火。阿洛夫大夫报告斯大林说，毛泽东“比起平常来说话更不客气”。斯大林得知后第二天补发一封电报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提议完全是做样子，为的是让全世界看到继续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斯大林说：“我们为您拟的答复，目的只是为了破坏南京方面所提议的和平谈判。”
毛泽东的想法是一天和平也不能给国民党，哪怕做做样子也不行。他对斯大林说，他要的是南京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毛泽东还史无前例地教斯大林怎样说话，当时南京政府请求苏联调解，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我们认为您应该这样回答——”，斯大林身边的人都觉得斯大林“受了毛泽东的训”。斯大林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天就给毛泽东来了篇长篇说教，说拒绝和谈有损公众形象，还危言耸听地说可能导致西方武装干涉。毛泽东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西方干涉，但也不想叫斯大林下不了台，他策略地找了个办法。当天发表声明，开出一系列和谈条件，等于是叫国民党无条件投降。然后毛泽东电告斯大林，巧妙地引用斯大林的原话，似乎这一声明是按斯大林的指示办的：“在破坏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一基本方针上，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斯大林也顺势下了台阶，第二天回电：“我们已经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件事就此了结。”
斯大林再次感到毛泽东这个人不简单。就是在这时他对南斯拉夫等共产党人说：毛泽东不听话，但是个能成事的。1月14日，斯大林要毛泽东再次推迟访苏，说“中国此时的局势缺您不行。”斯大林提出即刻派权威的政治局委员来见毛泽东。得知斯大林又要延期，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把电报往桌上一扔，说：“随他去吧！”毛泽东明白斯大林其实是看重他，斯大林还从来没派政治局委员到任何共产党打内战的国家去过，更不用说那个国家的政府跟苏联还有外交关系。1月17日，毛泽东回电说“非常欢迎”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扬在1949年1月30日到达西柏坡。在给斯大林的汇报里，米高扬说毛泽东“高兴已极，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细心关怀”。跟米高扬一道来的还有一直在东北为中共修复铁路的科瓦廖夫，做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络员。
米高扬到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由南京搬到广州，随同搬去的只有一个外国大使：苏联大使罗申。周恩来受命请米高扬解释，米高扬说：“这是很正常的。不仅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无害，恰恰相反，还有助于它的发展。”斯大林后来对刘少奇解释，说大使搬去广州是为了收集情报。毛泽东不依不饶，拿罗申出气。罗申被斯大林派到毛泽东的中国来做首任大使时，设宴招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一言不发，苏联外交官称毛泽东“露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尽管心怀不满，毛泽东仍让米高扬喜出望外。他对苏联跟蒋介石政府1945年签的损害中国领土权益的协定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说它是“爱国的”。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说：毛泽东再三强调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导师，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他是斯大林同志的信徒，随时准备接受指示。毛泽东有意降低自己作为领袖、理论家的地位，说他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等等。那时南斯拉夫的铁托由于表现出太多的独立性刚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主义阵营，毛泽东竭力表示他不会成为铁托式的人物，在米高扬面前批南斯拉夫，甚至还引用斯大林远在1925年对南斯拉大民族主义的批评。
米高扬向毛泽东提起亚洲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马上提出成立“亚洲情报局”。斯大林在这之前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只有欧洲的共产党，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示意亚洲共产党可以有另外一个组织。毛泽东对米高扬说，他已经计划好了亚洲情报局的成员，列举了朝鲜、印度支那、菲律宾等，一旦在中国掌权后，立刻可以干起来。米高扬建议考虑成立以毛泽东为首脑的“东亚”情报局，一开始只包括三个成员：中国、日本、朝鲜，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比毛泽东期待的范围小得多。米高扬同毛泽东讨论势力范围的第二天，斯大林通过米高扬向毛泽东发出强烈暗示：你的野心不要太大了！具体方式是命令毛泽东逮捕为毛泽东到处游说的斯特朗的美国同事李敦白。斯大林说他俩是美国间谍网成员，《真理报》公布了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的消息。
毛泽东按斯大林的意思逮捕了在西柏坡工作的李敦白。在苏联，随著斯特朗进监狱的还有曾风云一时的鲍罗廷。斯特朗请他帮忙在苏联出版她颂扬毛泽东的书，鲍罗廷为之奔走。现在他也跟着倒楣，刑讯逼问要他交代跟毛泽东的关系。
面对斯大林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泽东并不紧张。他领会到了斯大林对他的警告，但更多地看到斯大林的主动让步：东亚可以给你，不要把手伸到美国、欧洲去。斯大林在和毛泽东划分势力范围，对毛泽东，这是何等的成就！
此时的王明，自知没法子扳倒毛泽东，转而对毛泽东极尽恭维之能事，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不仅是东亚，甚至不仅是亚洲，而且是全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王明搔到了毛泽东的痒处，搔得毛泽东格外舒服。在1949年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浮想联翩：“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它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当然，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毛泽东做的梦，已经是在与斯大林瓜分世界、坐地分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