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2016年8月23日发布，作者为程兆奇）去年中秋后《近代史研究》召开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研讨会，因为会议的主旨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讨论的问题不宜太专太细，而我对中国近代史除了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两个边缘的“点”之外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会前我就选题是否合适征询了主办方的徐秀丽先生。徐先生以为两个“点”都有足够的重要性；对我所说的在中国以外东京审判大于南京大屠杀，徐先生则以为：比较起来，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南京大屠杀大于东京审判。当时我和会议的召集人之一谢维先生也通了一个电话，说及会议，谢先生说：主要是想通过回顾找差距。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带有总结性的会议，提出存在的问题比展示成果更有意义。这样我就从回顾和展望两个方面拟了个粗纲发给了会议。没有按会议要求写成文章，主要是考虑南京大屠杀研究存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来自学术以外的束缚，限于研讨会的范围但言无妨，落笔成文是否相宜则不能不看时机。日前接到会议组来信，表示会议要出论集，再次敦促与会者提交论文。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特别交代一下缘起，是为了说明今天来谈这一话题难免求全责备之嫌，因此动笔的理由并不是“适逢其时”，条件已经成熟，而只是外界的促成。
本文在原提纲基础上增写，未作结构变动，以存当时所想。
一、研究史的简要回顾
我向会议提交的提纲中这一节分了三个部分。第二部分谈中国研究情况，题目是“没有‘不同’意义上的争论的中国研究界”。之所以突出没有争论，主要是和日本的激烈争论相对照。这一部分共分三点，一是简括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寂寞状况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蜂拥而起的著述和资料编辑，二是介绍作为最重要业绩的已出版五十五卷仍在续出中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三是略述近年开始的以南京中生代学者为主的反思。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情况因不少综述性文字已有较详介绍，可为参考，所以此处不另写。日本的相关情况，近年我在一些专论中多有论及，但没有做过总体的介绍，本文拟以几个重要节点作一粗线条的概括。西方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起步较晚，尚未受到国内学界注意，本文也将略作介绍，限于所知，难免挂一漏万，算是聊备一格吧。
（一）日本屠杀、虚构、中间三派争论的由来和现状
日本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始于东京审判的法庭之内，以后的重要争点几乎都可以在东京审判的庭辩中找到源头，但因当时日本百废待兴，战败国的弱势立场使日本只能在维持天皇制那样关系国本的最大关节上与战胜国一争，所以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没有越出法庭之外。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争论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谈到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有一人不能不提，我们就从这位先生开始。
全世界第一位研究者洞富雄
洞富雄，自1931年从早稻田大学史学科毕业至1977年退休，一直在母校任职。洞富雄的学术生命很长，直到1995年九十岁高龄还出版了《幕末维新的异文化交流》。洞富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史方面，但影响最大的工作还是南京大屠杀研究。洞富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字第一篇发表于1967年（《近代战史之谜》之一章），这也是全世界第一篇在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洞富雄的《南京事件》出版于1972年，是第一本研究性的专书[1]。如果列数洞富雄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贡献，“拓荒”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洞富雄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探讨，从洞富雄的代表作《决定版·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证明》看，洞富雄提出的问题和对日本虚构派的辩驳基本构建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框架、确立了回应虚构派挑战的方向。第三，洞富雄早在1973年即编辑出版了第一部迄今仍被日本学者不断征引的两卷本的南京大屠杀资料集《南京事件》（上卷为东京审判“速记录”中有关“南京事件”的摘录，下卷为田伯烈、徐淑希、斯迈思、德丁编写的早期文献）。所以，虽然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推进，洞富雄的一些具体结论已被超越或修正，但从总体上说洞富雄奠立的基本格局并未动摇。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引发争论的《中国之旅》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先声虽由洞富雄所发，但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形成争论则由一篇报道文字引起。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1971年获准来华，6至7月份连续四十天，先后访问了广州、长沙、北京、沈阳、抚顺、鞍山、唐山、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寻访日军暴行的旧迹和幸存的受害人。本多胜一将此行的记录以《中国之旅》之名从1971年8月末起至12月在《朝日新闻》连载发表。文章在《朝日新闻》连载的同时，又在《朝日专刊》《周刊朝日》连载，部分照片还在《朝日画报》刊载。第二年《中国之旅》单行本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单行本在原来“平顶山”、“万人坑”（虎石沟）、“南京”、“三光政策”之外，又增加了“中国人的‘军国日本’像”、“在旧‘住友’的工场”、“矫正院”、“人的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抚顺”、“防疫惨杀事件”、“鞍山和旧‘久保田铸造’”、“芦沟桥的周边”、“强制押解的日本之旅”、“上海”、“港”、“‘讨伐’和‘轰炸’的实态”等篇章。从篇题可见，“南京”只是《中国之旅》中的一篇，也就是说《中国之旅》对日军暴行的批判本来不限于南京大屠杀，但引发争论的却只有南京大屠杀。其中原因此处不能细论。由于本多胜一的严厉批判，加上《朝日新闻》的特别影响力，“南京大屠杀”成了日本大众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引起的是反省还是反感，非一言可以轻断。但它的影响本身使持反对所谓“东京审判史观”者不能自安，由此为推动力，形成了一波强于一波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汹涌浪潮。
第一本否定专书《南京大屠杀之谜》
第一个站出来“批驳”本多胜一的是铃木明。铃木明曾在民营电台工作，后为自由撰稿人。1972年，他在日本右翼重镇《诸君！》4月号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之谜》。次年铃木明的论集也以此为题名。题名“谜”有一个插曲。“谜”的日文是“まぼろし”。因《谜》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立场，所以《谜》文出后，“まぼろし”即被与日文汉字“虚构”同观，作为日本“虚构派”的标签。长期以来国内对铃木明此书的译名除了“虚幻”“虚伪”“虚妄”，更多的也是“虚构”。但铃木明在时隔近三十年后出版的《新“南京大屠杀”之谜》中特地说明旧译是“明显的误译”：“现在日本人使用的‘まぼろし’，除了‘虚’‘实’‘秀’等各种各样的汉字（指对应的汉字——引者）外，还有想捕捉也无法捕捉的恍惚的意味，这一极其日本化的、‘情绪的’题名，以正确的中国语译出，我想大概是不可能的。”铃木明举《文兿春秋》1951年7月号坂口安吾《飞鸟の幻》的“幻”为“难解之历史之谜”之例，说：“我取‘まぼろし’为题名，正是这样的理由。”[2]对铃木明的这一解释我曾批评是“面对铁的事实的不能不”[3]，其实不够平允，因为铃木明虽开虚构派先河，但多为提出疑问，语气较为平缓，而且从来不提具体数字，也不自认是虚构派。《“南京大屠杀”之谜》涉及第十六师团诸如尸体桥等等的疑问，但主要是对“百人斩”的质疑。在七十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全面展开之前，此案是最主要的争点。双方的代表性人物一方是洞富雄、本多胜一，一方是铃木明、山本七平[4]。
八十年代屠杀派的突出成绩和主要对手
进入八十年代，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全面展开。当时教科书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成了激化争论的外部触机。1984年屠杀派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除了洞富雄和本多胜一，成员还有前辈学者藤原彰，中生代学者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等二十人。这一时期是屠杀派取得最大成绩、也是在和虚构派争论中最占上风的时期。除了前已提及的洞富雄的《决定版·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证明》，当时屠杀派的重要著作还有藤原彰的《南京大屠杀》、吉田裕的《天皇的军队和南京事件》、本多胜一的《通往南京之路》、《被审判的南京大屠杀》以及洞、藤原、本多编辑的《思考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等。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推进和虚构派的挑战密不可分，同样虚构派的愈演愈烈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屠杀派的刺激所致。八十年代屠杀派的最主要论敌是战时在大东亚协会跟随过松井石根的田中正明。田中正明对军国日本的回护并不始于八十年代，早在1963年他就出版过一本后来加印了二十余次的《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田中正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南京屠杀”的虚构》和《南京事件的总括》两部书中。两书从所谓南京人口、战后难民的急速增加、进入南京的日本人未见尸体、国际委员会报告的虚与实、难民区的安泰和感谢信、大量屠杀俘虏的虚构、崇善堂埋尸的不实、斯迈思调查可证没有大规模暴行、事发时中国军事会议未提及、中共没有记录、国联没有成为议题、美英法等国没有抗议、美英媒体几乎没有报道、没有钳口令、没有目击者以及史料都是所谓“传闻材料”、照片出自伪造等等广泛方面否定日军有过大屠杀和其他暴行。如果问田中正明与之前的虚构论者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一点就是从对南京大屠杀的某一点的质疑到对整体的彻底否定。田中正明不仅和屠杀派辩难不已，和“中间派”也势同水火，有激烈交锋（中间派情况下节介绍）。虽然从虚构派那里看到的永远是胜利宣言[5]，但在这一轮的攻防中至少在声势上虚构派是被压了下去。除了上引著作，这一时期屠杀派的更重要贡献是通过广泛搜求，全面建立了支撑以屠杀为代表的日军暴行为实有的史料基础。1973年出版的洞富雄编辑的史料集《南京事件》此时以《日中战争南京大残虐事件资料集》之名再次出版，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南京事件资料集》最重要的上卷“美国关系资料编”也成之于这一时期。
中间派的两面论争和与虚构派的逐渐合流
日本“中间派”是认为屠杀人数在数万到一万的宽泛表述，近年又有人将其中主张被杀一万左右的称为“小屠杀派”，被杀四万的称为“中屠杀派”[6]。中间派只是对屠杀数的认定介于两者之间，其“政治”立场则远为复杂多样，不像虚构、屠杀两派那样单一明了。如在日本有大名的樱井よしこ在被杀人数的认定上属于小屠杀派，但长期以来一直是一面反中的旗帜，和虚构派没有分别；而中屠杀派的秦郁彦的基本看法[7]则接近于屠杀派。中间派长期以来与虚构派、屠杀派两线作战，总的来说，在八十年代中间派对虚构派的批驳力度还是更大一些。比如田中正明编辑的《松井石根大将阵中日志》出版后，小屠杀派的板仓由明经过逐一核对指出田中“改篡”松井原文达九百处[8]。秦郁彦回忆1985年春《诸君！》召集三派代表人物讨论南京大屠杀，那天到会的有洞富雄、秦郁彦、铃木明、田中正明，“在八小时只有咖啡的讨论中”，“洞、秦、铃木不论屠杀规模，在有相当数量被屠杀这一点上看法一致，因此可以感到否定派的田中陷于了孤立。”[9]这天的讨论作为八十年代中间派作用的缩影大概虽不中也不太远。八十年代中间派在资料上也有建树，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旧军人团体偕行社编辑出版的《南京战史资料集》和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南京战史资料集》Ⅱ。“战史资料集”，严格说不是“大屠杀”或“事件”的资料集，但因战时文献多已被焚，即使战史方面的零散文献对从更广泛方面了解日军的所作所为还是有价值。《南京战史资料集》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最大的意义是：残存的日本军方文献仍可证明日军曾大规模屠杀俘虏[10]。《南京战史资料集》所收日军官兵日记的特点是包括最高长官以下的各个层级，与屠杀派所编资料集悉为士兵和下级军官不同。进入九十年代后，中间派中虽然仍有偏重“技术”的倾向，如防卫研究所研究员原刚通过重新研究幕府山屠杀俘虏等个案，将屠杀数从一万提高到二到三万。但大体上说九十年代后中间派整体是在右转。如小屠杀派的亩本正己自称他著作的目的就是“洗刷”日军的“冤罪”[11]，八十年代曾批驳田中正明“改篡”史料的板仓由明的遗著《真相是这样的南京事件》所附追思篇题名即称板仓为屠杀派的“天敌”[12]，即使秦郁彦也多次说“正确的数字只有上帝才知道”[13]。在虚构派甚嚣尘上的今天，中间派的“中间”意义已十分弱化。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虚构派的后来居上
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年虚构派声势日益煊赫和冷战结束后日本保守势力卷土重来的大背景有很大关系。这一时期虚构派有这样几方面的变化。一是右翼“学者”成为主流。九十年代中期前，除了曾从事媒体、出版工作的铃木明、阿罗健一（畠中秀夫），虚构派主要是战时的一辈人，如田中正明曾随从松井石根，山本七平本身就是旧军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代表性人物无论是“意识形态”味浓厚的东中野修道、藤冈信胜，还是基本算是专业型学者的北村稔，都是长期在大学执教的大学教授。二是“组织”化。和屠杀派八十年代即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不同，虚构派九十年代前完全是散兵游勇，近年则频有聚合，2000还成立了“南京学会”。三是和政界互通声息。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界人物偶有对历史问题的“失言”，但并未直接介入虚构派的活动，近年自民党“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思考会”的“南京问题小委员会”及参众两院超党派“检证南京事件的真实之会”[14]都与虚构派时相过从，互动密切[15]。四是主流电视台的推波助澜。长期以来日本主流电视台间或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议论，如渡部昇一（上智大学名誉教授）主持的东京电视台（十二频道）的谈话节目，但从未以南京大屠杀作为专题，以南京大屠杀为专门节目近年始见。这些节目因屠杀派从不参与[16]（在电视中“抛头露面”揭日本伤疤的压力可以想见），而虚构派总是有备而来，这样的不对等造成了看似有正反两方的相争总是虚构派以“证据”获胜。因此，对虚构派来说，这种节目其实比单方面宣传更有效果。五是虚构观点的全面深化。虚构派在铃木明时期还只是提出几点疑问的初型，到了田中正明的全盘否定始具规模，这一时期虚构派上穷下索，对以往的主张全面强化。如田中正明在《总括》的结尾说到照片“伪造”，东中野修道等人接过衣钵号称检查了全部照片：“对‘证据照片’143张首次进行总括的检证”，证明“作为证据的照片一张也没有”。[17]铃木明“发现”田伯烈是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误书为“情报部”）“顾问”，北村稔以此为线索写了一本在虚构派中备受推崇、号称从源头上抓到了所谓“南京事件”与“国民党的国际宣传和对外战略”有“密切关系”的“把柄”的专书[18]。六是新著连篇累牍的问世。七是第一次拍摄电影《南京的真实》（三部曲，第一部已完成）。八是开始向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输出[19]。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虚构观点的影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