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公社化进程中大办公共食堂，被视为进入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办不办食堂、吃不吃食堂被看作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批判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条重要的罪状就是反对办食堂。《人民日报》报道过一条消息，说云南有个“右倾分子”反对群众办食堂。群众说我们的食堂是“雷打不散”，那位“右倾分子”说“我就是雷公，就是要把你们的食堂打散”。这是作为反面典型来示众的。在这种形势下，农村几乎是社社有食堂，队队有食堂（当时的生产队相当于1961年以后的生产大队）。
北京虽没有普遍搞食堂，但在“大跃进”高潮期间，饭馆吃饭自行付费，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爱给多少给多少。每天我在菜市口的“南来顺”吃早点。一天早上，一进饭馆就大吃一惊，屋子中间是十多张方桌拼成的一个台子，放着油饼、烧饼、麻花等食物，旁边有大桶，里面是豆浆、杏仁茶等。这些都是任君自取，四周的方桌上有小笸箩，中有零碎钱币，由君自行付款。饭馆里的人比平常多了好几倍。油饼等一端出来都是一抢而光，“南来顺”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又改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南来顺”的一位老职工说：“赔不起啊！”那时，人们仿佛到了君子国，如此随意地对待经济，经济难道不会报复吗？
1959年秋天报复就来了，先是商店的东西越来越少，购物票证越来越多。什么时候进入困难时期？在我看来有个标志性的事件，那是在1959年“十一”以后，有个秋风萧瑟的早晨，人们起来买早点时发现北京人习惯吃的烧饼、果子（炸果子，一种类似油条的食品）、油饼、豆浆、杏仁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菜粥”。这件事给北京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大多数北京人早上没有吃菜粥的习惯，当时所有的饮食摊点都是国营的，要变一律都变。困难的缓解也可用早点铺的变化作标志，1961年冬天一个早上，所有的早点铺都支起锅炸油饼了。而且很奇怪，油饼炸出来都是白的。我曾问过，是不是没炸熟？回答说，这是大油（猪油）炸的，怎么炸也不挂色。
1961年春末夏初，通知我们下乡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由于经济困难，本来大学生停止了下乡劳动等活动，这次是个例外。当时食品奇缺，农村饿饭现象很普遍，而干部则利用权力多吃多占。有民谣说“书记拿，队长偷，社员缝个大衣兜”。“十二条”基本原则是局部改变1958、1959年的激进做法。如确定农村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办公社时强调“一大二公”，许多县就一两个公社，这次退到一个乡一个公社；又如制止“一平二调”，平调老百姓的财物尽量退回，退不了的作价赔偿。我去的是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队，那真是凋敝不堪，触目惊心。我住在队部，因为常停电，天黑就睡，早上起来，仰望天花板，很奇怪，怎么是黑的呢？天大亮了，我站在床上穿衣服，空气一震动，轰的一声，天花板好像裂开了，原来夜里天花板上聚满了苍蝇。生产队很穷，惟一的大牲口是一条瘦驴。负责饲养瘦驴的是个“富裕中农”，所谓“富裕”只是个成分了，他饿得瘦骨伶仃，眼睛都有些发蓝了。就这样，有个社员还到队部告发他，说他偷吃驴饲料——糠，而且拿着他的粪便作为证据。
下乡的第一件事是劝导老百姓种“十边地”（指沟边、路边、屋边、河边、池塘边、田边等），并说“谁开垦谁种，谁种谁收，谁收谁有，二十年不变”。社员不相信，当面就驳斥我，什么二十年不变，搞“‘初级社’你们说二十年不变，不到两年变了”；“‘高级社’也说二十年不变，结果不到一年变了”。我只是个19岁的学生，根本解释不了。问一同下乡的教务长，他含混地说，不要管它。
第二件事是解散食堂。“十二条”中还说“公共食堂制度，必须坚持”。还有“办好食堂”的指示，我下食堂帮厨，名义叫食堂，真辜负这个好名字。“食堂”只蒸“豆面窝头”，开饭就是社员来打窝头，端回家去吃。所谓“豆面”不是用豆子磨的，有人说是用榨过油的豆饼磨的。面粗而轻，有些像锯末，蒸好的窝头一拿就碎。像我这样一顿可吃一斤馒头的小伙子竟吃不下一个窝头，然而社员还常常为给他的窝头掉下一块而争吵。还好下乡不到一个月，传达了中央给农村干部和社员的一封信，其意在于解散食堂。不过话说得比较婉转，说“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食堂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吃食堂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前面留了“吃食堂”两句恐怕是为了显示与以前的宣传的承继关系。这封信一宣读，社员大乐，食堂马上散伙，连一天也不等。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看到农民发自内心的乐。食堂把粮食按定量分给个人，还好，北京农民还有锅，不至于粮食拿回家后没法做熟。
下乡不到两个月就返校了，解散食堂很成功，宣传种“十边地”则被顶了回来。后来曾碰到当地社员，问起“十边地”，回答说老百姓还是种了，又说能种一季就种一季，收的粮食吃到肚子里谁也拿不走。
这次下乡还有两事可记，一是有位同学胆子真大，竟敢搞“包产到户”，把他所在生产队的田分了，当时就受到校方的制止和批评，可是这曾使农民兴奋。二是我所在的生产队中有位菜园子的“把式”（当地以种菜为主，从外面聘请有种菜技术的师傅）姓李，他教给我许多种菜的知识。我曾说“李师傅，我一定请您吃顿炸酱面”。他笑了，说“等五月节小货（指园子里速生的小白菜、小菠菜、青蒜之类）下来罢，让你们吃点真正的鲜菜”。我存了些面票，准备让他吃个够。可惜的是不到五月节（端午）就被召回学校，那个邀请成了一句空话。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每想起此事都有些遗憾，眼前还会浮起李师傅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