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资料图）
以前，我对周恩来持着一份尊敬。在我心目中，他是众多共产党领袖人物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正面形象。那时候称他为“周总理”。更有人内心充满着对他的亲近感，连那个生分的“周”字也不要了。直呼“总理”。
不幸的是，到美国之后，周总理这尊在我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形像也破碎了。
这次破碎得让人心痛。就像你精心收藏的一枚金币，忽然发现它只是一片镀金铅块。一时间损失了价值的懊恼，上当受骗的气愤，有眼无珠的自责——复杂情感会一起在心里搅动。
这得从我刚到美国说起，那时候没有正式工作，和一伙留学生偷着打工做装修。一个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小张突然问我：“你对周恩来怎么评价？”我简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不料小张冷冷地说：“我过去和你一样，但是一件事就颠覆了周恩来在我心里的形象。”
我感到诧异，愿闻其详。
小张告诉我，他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读过一份资料。1943年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共产党著名特工潘汉年被毛泽东派到上海和汪精卫秘密接触并与日本占领军谈判，达成了秘密停火协议，内容是新四军停止对津浦线铁路桥梁的破坏，让日军运输线畅通，而日军停止对新四军的“清乡”、“围剿”，给新四军活动空间——日寇投降后，潘汉年与日、汪秘密接触的事情由在押的前汪精卫政权官员揭发。潘汉年却又把这段秘史曝露给不该知情的陈毅，毛泽东闻讯大怒，当天下令秘密逮捕潘汉年，并给法院“不判死刑”的指示。潘汉年被监禁7年后以汉奸罪接受审判，判刑15年。实际上潘汉年在秦城监狱被囚20年，然后改名换姓转移到湖南第三劳改农场继续监禁2年至死，妻子董慧也受牵连陪监终生。
潘汉年案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此时潘氏夫妇早已双双离世多年了。支持潘汉年无罪的证据在审判时就已经确切掌握。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谁能救得了岳飞？”意指既然宋高宗要治岳飞以死罪，大理寺也只好以“莫须有”定案。在高等法院内部，谢高哉则明确对两位审判官说：“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周恩来在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主要活动在重庆，远离核心领导。对于潘汉年怀揣毛泽东的锦囊妙计与日寇勾结的阴谋毫不知情。只是对属下重要官员上海副市长突然被捕感到蹊跷，就派人调查。中联部部长罗青长还找到了当时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收发记录，证明潘汉年是奉命行事；薄一波认为周应该出面纠正这起冤案。可是周恩来却指示薄一波、罗青长等闭口，从此再也不要向任何人谈起潘汉年这个名字。后来周恩来签字批准了高等法院对潘汉年的判决。
“为了掩盖毛泽东勾结日寇的丑闻，潘汉年做了替罪羊，不许公开申辩。周恩来明知冤枉，却装聋作哑，不敢秉公向毛泽东进言。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伸张正义的总理，有什么可尊敬的？”小张愤愤不平地说。
我说：“我不清楚这段历史，真是这样，那共产党内部也太黑暗了。如果联日反蒋是一件功勋，那毛泽东应居首功，潘汉年功在其后；如果是一件罪恶，毛泽东就是首恶，潘汉年就是胁从。现在看来，这件拯救共产党的功劳，却是危害民族的罪恶。毛泽东没有勇气公布于众，所以给潘汉年安一个罪名，让他老死狱中，达到封口目的。法院、检察院还奉命配合制造冤案；政府总理明哲保身，这个国家的公平正义在哪里？就凭这些，也会颠覆了周恩来在我心中的形象。”
我后来发现，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放弃原则、卑躬屈节、甚至为虎作伥是一个常态。潘汉年案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
一旦打破周公迷思，还真发现不少周公隐疾。
1968年3月18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混沌期，周恩来与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进来当着周恩来和众人的面，气势汹汹地骂道：“总理，成元功（周恩来卫士长）是你身边的一条狗，孙维世是你身边的一条狼！”她向造反派们表达了切齿痛恨孙维世的态度。红卫兵闻风而动，抓捕批斗孙维世。孙维世在监狱受尽凌辱折磨致死。尸身上一丝不挂，反而手腕上锁了一副手铐。
孙维世是中共烈士孙炳文之女。孙炳文在黄埔军校时就与周恩来是党内同事，1927年牺牲。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投奔革命。门岗不让进，她就盯在哪里，直到周恩来经过门口，孙维世才上去相认。周恩来邓颖超很喜欢这个孩子，把她收为义女。孙维世有表演天才，年轻漂亮，在延安舞台上曾与江青同台演戏，夺去江青的彩头，令江青不快。1939年孙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戏剧表演和导演专业。
1949年在毛泽东赴莫斯科谈判期间，孙维世任代表团翻译，与毛泽东如影随身。毛泽东没有让江青随行，江青于是嫉恨再添。
江青对孙维世进行迫害，虽然毒辣，却也有毒辣的动机。令人不解的是，那张逮捕孙维世的命令，竟是周恩来亲笔签署的。
至于卫士长成元功，江青的破口大骂更无道理。江青认为是成元功挡了她的驾，阻止她与周恩来见面，掩护周恩来背着她开黑会——这纯粹是江青无中生有的猜疑。然而周恩来没有为自己的忠诚卫士长做任何辩解。成元功被逐出中南海警卫处送去劳动改造八年。
与其说是周恩来屈服于江青的雌威，不如说屈服于赋予江青雌威的毛泽东的淫威。他战战兢兢侍奉毛泽东，小心翼翼讨好江青，已经到自贱自轻的地步。中国有个俗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周恩来做得更进一步，“敬狗全看主人面”。周恩来向邱会作传授做官经，也是周恩来潜心研修多年的“黑厚学”，他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为了迎合毛泽东，周恩来可以牺牲任何人。让无辜之人，罹无妄之灾。
文革期间，被投入监狱的上层人物，大多由周恩来下令逮捕。包括贺龙、王光美、杨成武、余力金、傅崇碧等。周恩来曾经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说：“光美同志，要经得起考验啊。”一腔慈悲为怀的声调。可是不久他就发出逮捕令，翻脸不认人。最后中共中央专案组罗织罪名要求处王光美于死刑，都有周恩来的批准签字。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在刘少奇“罪证材料”上批道：
“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的批语还有更情感丰富的话，以批刘辩明心迹：“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们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在这一历史时刻，周恩来跌落到他人格上最低点和陷入道德污泥最深处。不管他内心如何挣扎他终于还是把灵魂彻底出卖给毛泽东，充当专制朝廷的大祭师。亲手执刀割了刘少奇的脖子。用刘少奇的血，献祀于文化大革命的祭坛。
周恩来既有明知错杀也要杀人的冷酷心，也有明知谬奖也要捧人的厚脸皮。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荒唐宣传：“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林彪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其源盖出于周恩来。1967年9月9日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纪念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周发言：“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