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名为《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的新闻刺痛了诸多人心。但当隐隐作疼的人心再次不约而同地集体指向“文革”时，反思本身已不完整。
一、这类告密已不同于传统告密模式
《红卫兵忏悔“弑母”》这则新闻呈现给世人的是一种丑陋的告密之恶。这类告密，已突破了传统告密模式“亲亲相隐”的底线，有完全不同的发生逻辑。
1、传统告密模式虽然残酷，但仍强调“亲亲相隐”
因当权者的需要和鼓励，中国告密传统源远流长。远者，如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出台“告缗令”，即是鼓励百姓举报一切相识者的资产。武帝为从民间捞钱，此前曾颁布过“算缗令”，对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征收“财产税”，但百姓有抵抗情绪，政府又缺乏统计手段，实施效果很差。武帝遂想出鼓励百姓互相举报资产这般损招。“告缗令”规定：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被奖励给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间告密之风大盛，司马迁总结其巨大的破坏作用时说：民间“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各郡国“得民财物以亿计”，“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终于发展到中产之家全部破产，百姓花光吃光不思储蓄的境地。
近者，如台湾50年代到80年代的“白色恐怖”。学人王鼎钧觉得自己身边当年遍布告密者：“那时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具电话，我接电话的时候，总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们让我看见‘竖起耳朵来听‘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好像无所用心，低着头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滚动，耳轮的肌肉形状异乎寻常。如我会客，总有一个工友殷勤送茶换茶，垂着眼皮，竖着耳朵。……那时，工友是他们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组织‘的一员。”那时候，台湾在蒋经国的主持下，有10万余名警察及5万余名各类特工，更不知发展了多少“工友”做眼线，台湾民众无一不在监视之中，无一不在被告密的恐惧之中。
无论古今，这些传统告密模式，或是群众运动，或是当局撒网，虽然残酷，但“亲亲相隐”总是最后的一道底线。即便是尊奉商鞅之学的秦国，《商君书》里虽有规定“民人不能相为隐”，否则必受株连，但云梦秦简里仍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的规定。张家山汉简里的规定更严厉：“子告父母，……勿听而弃告者市”。
2、阶级斗争新思维下，血缘感情须服从于阶级感情，大义灭亲式告密遂层出不穷
但在文革中，“大义灭亲”事迹——子女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哥哥检举弟弟者层出不穷，红卫兵告密“弑母”这类案例，亦非鲜见，“亲亲相隐”的底线已全线崩溃。何以会如此？阶级斗争新思维是个中关键。如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人性•党性•个性》一文，认为“任何种人性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东西，而是某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所以，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问题就是阶级性的问题”；再如1957年，针对社会上“不近人情”、“六亲不认”的批评，《学习》杂志刊文指出：“‘人情‘是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六亲’也各有自己的阶级地位，都是有阶级性的。问题在于‘近‘什么人的‘情‘，‘认‘什么人的‘亲’。其中有一个显明的界限，这就是阶级立场。”文章公开支持以“阶级立场”为标准“大义灭亲”：
“当一个良好的公民或革命的干部检举自己亲属中的反革命分子，或是提出与自己的反动阶级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时，右派分子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六亲不认‘。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好公民、好干部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要成为反革命分子或反动阶级的俘虏。”
1958年第22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还刊登有姚文元的一篇对巴金小说《家》的批评文章，在文章中，姚毫不留情地批评巴金的小说“把血缘的感情放在阶级感情之上”，削弱了“青年‘大义灭亲’的斗争性”。文章说：
“（小说中的）高老太爷是这个黑暗王国的国王，所谓‘一家之主‘。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人物，残酷毒辣，死硬地维护封建道德，杀人不见血。……到他临死的时候，作者不是用充满仇恨的笔调去引导读者无情地憎恨这条毒蛇的死亡，却用十分哀痛的笔调叫觉慧、觉民去扮演‘和解者’的角色，叫那个被有些人目为‘英雄‘的觉慧‘把身子靠在祖父的膝前’，‘用悲惨的声音叫着爷爷‘，好象过去做了多少对不起祖父的事，现在在这最后的—刹那加以挽回，要请他‘原谅’。这不是向地主阶级妥协，为地主阶级减轻罪恶，把血缘的感情放在阶级感情之上，又是什么呢？而那位高老太爷竟也的确‘原谅‘了他们，小说中把他的临死的痛苦衰弱的形象写得那样令人同情：他的嘴唇又动了，瘦脸上的筋肉弛缓地动着，他好象要做一个笑容，可是两三滴眼泪开始落下来。他伸手在觉慧头上摩了一下，又把手拿开，然后低声说：‘……你回来了……冯家的亲事不提了……你们要好好读书……唉！’一声长叹，表现了高老太爷内心的忏悔，他在为觉民的婚事而难过。读者看到这里，不是会对他引起一种默然的同情和怜惜，觉得他‘也是为了儿孙好‘吗？而这种和地主阶级妥协的感情，会严重地削弱青年‘大义灭亲’的斗争性。”（《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并谈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
二、这类告密也不仅仅只是“文革”之恶
文革期间的“大义灭亲”式告密，既以“阶级情感”为准绳，自不可能仅仅发生在文革期间。“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大义灭亲”式告密的数量，绝不会比“文革”期间更少。所以，若仅仅局限在文革范畴内反思“大义灭亲”式告密，仅仅将其视作“文革之恶”，这样的反思就难免有失偏颇。
1、“大义灭亲”式告密不是“文革”特产，自50年代起即已泛滥
事实上，对“大义灭亲”式告密的鼓励和宣传，早在文革之前即已开始。以1952年“三反运动”中的《人民日报》为例，1月24日报道了《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桓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2月4日报道了《北京大学学生展开坦白检举运动不少学生检举了自己亲属的违法行为》；2月6日，报道了《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3月8日，又报道了《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