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寻找大饥荒幸存者》(明镜出版社，2013年)的同时，我开始关注、留心甘、陕逃荒妇女研究方面的资料和状况，并四处寻找这些当年的逃荒妇女、儿童。先后到陕西省的户县、兴平、耀州、周至、武功、眉县、蒲城开始寻找，对她们进行采访口述。
逃荒的因由、逃荒的途径、逃荒妇女的定义
甘肃省是全国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当大饥荒蔓延如疫，饿殍遍野，不少庄子里发生人食人、亲相食的时候，人们的家庭、婚姻、道德、传统习俗都被彻底摧毁、被颠覆……如大饥荒研究专家余习光先生所形容的“天崩地裂到深渊”。
一九五九年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开春，两、三个月之间甘肃的通渭县、秦安县、武山县、甘谷县、陇西县等县农民见不到一点粮食，几乎每家都有饿死的人，有的村庄十户九空，关门绝后。在极端困境下，有的家庭保儿子，饿死老人，有的家庭保自己人，饿死媳妇，有的家庭保大点的孩子，饿死年纪幼小的女娃娃……。一时间，已经结婚的妇女被婆家、夫家虐待、不给吃的，甚至赶出门外。已经订婚的女子，因为害怕养活不起，被退掉了婚约，推迟了迎娶，就是夫妻感情平日尚好的夫妻，因为家里缺粮少米，可怜无助的丈夫也会对妻子说：“你走，你自己逃活命去，带上一个娃娃，活了活，死了死。”这些可怜的妇女、儿童不逃荒，就要在家里活活等死。从1958年起，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迫使甘肃农民开始了悲惨的逃荒生涯。这就是大灾荒期间甘肃妇女流落陕西的时代背景。
1958年～1963年，成千上万的甘肃妇女、儿童逃荒来到邻省陕西，以求活命，“外流妇女绝大部分是农民，其中也有少数现役军人、职工干部和复员退伍军人的家属……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1963年12月止，陕西省就有五万多甘肃籍妇女流入，约占90%。根据天水专区十几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1963年10月底，共外流妇女36345人，到1963年10月底，未返乡的妇女有8432人，其中流入陕西8321人，占流入外省人数的98%，流入宁夏的7人，流入新疆的84人，流入青海的20人……”
“把人饿得胡跑哩！”逃荒“大军”中，她们年纪在一岁～七十岁之间，有母亲怀里尚在吃奶的婴儿，有白发苍苍手拄拐棍的老妇，她们其中一部分是家里饿死了丈夫，有一些是家里有丈夫有小孩子，有些是丈夫家不给吃的，饿得受不了。有些是为了自己逃荒，多少能给家里人多吃一口的年青女子，有些是饿死了父母，没有人照顾，流浪的孤儿。她们出门逃荒仅仅是为了“逃活命”。
“你们怎么知道来陕西呢？”我问。
“人家说，陕西好，陕西有吃的。”
“人贩子说，陕西人家吃得好，穿得好，去了给你找个好人家。”
“来了也不好，还吃过榆树皮、包谷芯，一家子为吃饭闹事，生气，到人家的生地方，咱是黑人黑户。人家看不起咱。”
“有了娃了，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回去了，娃咋办？咱是没有办法才到人家这地方了。”
经过三年多的调研，总结出甘肃妇女逃荒到陕西，和陕西男人结婚，她们逃荒的具体因由有这么几个方面：
1：丧夫。这些妇女年纪在二十出头到四十多岁之间，她们的丈夫不是因为年老体迈自然死亡，而是因为长期劳累、饥饿、生病死亡，所以这些妇女的年纪都比较轻，又有孩子。孤寡无助，不逃没有活路。
2：家中有夫。很多妇女在甘肃老家有丈夫，但是家中无粮，和丈夫家人口角渐多，没有了感情，最先跑回娘家，娘家自顾不暇，还是没有饭吃，就带着孩子、或者留下孩子逃跑出来。以后陕西这边需要办理户口手续，才回到甘肃去办理离婚手续，也就是一张盖有公社公章的离婚证明。很多甘肃丈夫来陕西找到妻子，但是这些妇女已经有了新的家庭，生育了陕西男人的孩子，不愿意跟着前夫回去甘肃。
3：未婚的女子，被人贩子带领，或者自己逃荒来陕西，有些家人知道，有些父母根本就不知道。她们来陕西多年后才和家人取得联系。
4：逃荒儿童。他们大多数跟随着逃荒的母亲而来，母亲跟了陕西的男人，他们也就成了陕西男人的“娃”，由后父养活，生活下来。逃荒者中有7、8岁～12、14岁的儿童因为父母被饿死，在老家饿得实在受不了。自己出门流浪，扒火车来到陕西，一边要饭，一边乞讨。最后在陕西给别人家当儿子，改名换姓，活了下来。
5：逃荒来陕西安家落户的男人极少极少，现在能采访到的男人，都是当年跟随母亲逃荒来的小娃娃。“男人家出去没有人给吃的。”留在甘肃的男人没有了婆娘和自己的孩子，更是没有吃的。其中有些人精神失常，有些绝望地饿死、自杀。
从甘肃省六十个县逃荒出来的十万妇女、儿童的来到陕西的逃荒途径，大致能归类以下几种：
1：由人贩子带领拐卖。在大饥荒的年代，出现了一种以带领甘肃妇女到陕西，介绍给陕西男人的职业，大多为男性，也有少数女性，人数有上千名。几年间，他们多次往返于甘、陕之间，把数万名挣扎在死亡线上妇女、儿童带领出甘肃、安顿在陕西各地，从中获得利益，称为人贩子。其中不少，后来被政府逮捕法办。例如带领我母亲一家逃荒到陕西的人贩子张广禄被判坐牢数年。
人犯子中不乏拐骗、贩卖妇女，牟取钱财之徒，但是他们的存在，充当了“逃荒向导”“搭线人”、“婚姻介绍人”、“救命恩人”等角色，人贩子的功过是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讨论。
2：自己逃荒，不买票，扒火车跑。其中有带孩子的妇女，年青的女子。中途被政府收容后，逃出来还是往陕西跑，其中最多的被收容了四、五次之多。有些逃荒妇女、小婴儿饿死、冻死在逃荒路上。逃荒路是一条堆着白骨的路。
3：自己的父亲领来、亲戚领来。饥荒年月，女儿就是廉价的财产，送给人家，多少能换些粮食，解救饿肚子的家人。有不少十二、三岁的小女娃都是给陕西人当童养媳。
4：陕西男人自己去甘肃领女人回来。有些陕西男人因为家境特别贫寒，在当地找不上女人，这些条件不好的鳏夫、年青的男子直接到甘肃领一个婆娘、女子回来为妻。女人为了吃一口饭，也就跟上回来了。为米面夫妻，先活命再说。
5：丈夫或者未婚夫带领妻子、未婚妻逃荒，到了一个村子，就慌称是妇女的哥哥、娘家人等，安顿下妻子、未婚妻，换取少许包谷、谷子，拿回甘肃救家里其他人的命。
甘、陕逃荒妇女、儿童的定义为：1958年至1963年中国大饥荒时期，在家中无粮食坐以待毙的情况下，为了逃条活命而被逼无奈逃荒到陕西省广大农村，给人当妻子、童养媳、儿女以求生存的甘肃省的妇女、儿童。
逃荒妇女的年龄、价格、婚姻对象
“咱是出门要饭哩。”“能逃荒的还是能跑动的，有本事的。”“年轻的还能跑，年纪大的、跑不动的就在家里等死。”“咱是年轻女子，跑出来总有人要哩。”当年的逃荒妇女这么说道。“从1963年10月底天水地区十多个县对尚未返乡的8432个外流妇女的统计，从外流妇女的年龄上看，10岁以下的1257人，11～18岁的2631人，19～25岁的3323人，26岁～35岁的2729人，36岁以上的1133人。”“根据陕西省兴平县1961年6月统计，流入兴平的妇女绝大部分是18～45岁的青壮年，占到91.9%，来自甘肃的即有109人。”从这些当年的文件中可以看出，逃荒到陕西的妇女大多数是青壮年的妇女、女子和未来成年的儿童。六十岁以上的年老妇女极少。
妇女在大饥荒年代变成一种商品，会说话、会干活、会生育的商品。在人贩子和需要妇女做婆娘的男人之间频繁的发生着暗地的交易。经过对八十多位逃荒者的走访，所调查出甘肃逃荒妇女到陕西的价格基本如下：
1：一个妇女，或者年青未婚的女子，可以卖得100元。其中包括坐火车的路费、伙食、汽车费用等等，人贩子除去开销，最后的“利润”可能是五、六十元，这在当时是不少的钱。虽然冒险和辛劳，但是有不少人从事这个行业。我看到一些当时的官方文件说，有些人贩子把一个妇女能卖到400多元。但在我的整个采访中还没有听说过这么高的价格，这对当时公社集体化的农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2：50元～60元不等。更多的陕西男人，鳏夫或者单身男人根本拿不出一百元钱，就是借，那个年月家家紧张人人没钱，人贩子又着急着走。一般来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把一个妇女从甘肃某县山村领出来，送到陕西某县“收货人”手里，就不会再来打扰他们的生活。于是，50元～60元也能成交，彼此不会吵架闹事。
3：用粮食交换。有时是家里的父亲、兄长，甚至丈夫带领这些妇女出来，挨家挨户的询问，看收留不收留这些妇女、女子。如果有人收留了，讨价还价，换上二、三十斤包谷，也不会太多。最重要的一点，当时政府不允许粮食私人交易，如果被抓住就会被没收。再一个陕西人本身粮食短缺，能少给点，自己就多吃点。甘肃地方多是山地，就是换多了，也很难背回去，并有被打劫杀身的危险。最主要的，还是没有粮食。
4；一个馍一个媳妇，谁给吃的就跟。一个馍在当时的价格是一块钱，一个馍就能找一个媳妇吗？好像是在说笑话。但是逃荒妇女王秀英，77岁，她说：“我的妹子去相亲，我说能不能看上，回来给我说一声。到那家，人家给吃上了一个白面馍，我妹子就不回来了，跟上人家了。”当时只有19岁的李春花说：“下了火车，就有在火车站等女子的人，他领我到食堂，给买了个馍，就花了一块钱，吃了，我就跟回来了。不说人模样子好不好，先有个地方住下。”
5：白捡一个媳妇。有些妇女是下了火车，漫无目的要饭，到一个村子被人收留，就一个馍都没有了。还有些是在烂庙里、小草房里休息，被村里人领回去，就那么生活在一起，一分钱都没有花。白捡了个婆娘。
6：儿女白白送给人。有一些妇女来陕西时带着四、五个孩子，因为没有户口，新的夫家很难养活，她们会把一、两个娃娃送给别人抚养。“女娃娃有人要，男娃娃没有人要。”“小的有人要，大的没有人要，害怕养活大跑了。”送自己的孩子给人家，不得分文，只要求把孩子养活大。娃娃跟母亲逃荒出来了，还是不得以送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