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在华北组会上，吹捧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毛发了大脾气，说汪是林彪一伙的。把汪臭骂了一顿，现在汪等于停职反省。汪在家里写检讨，闭门思过，并把叶群找他谈的话全告诉了毛。为此毛表彰了汪，也就解开了怀疑汪的疙瘩。
这期间周恩来同扬德中谈了话，叫杨准备接管警卫局。周想顺着毛的意思，撤消汪的职务。康生则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武建华和在清华大学支左的迟群讲了周的布置。武与迟二人却向汪透露了这个消息。汪因此极恨杨与王良恩。
汪对我说：“我犯了大错误了。现在在家里写检讨。这也好，闭门思过，休息休息。主席已经生气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但汪因此对周恩来和康生恨之入骨，又愤愤地跟我说：“他们这几个人等着瞧。”
汪的事在一组掀起的余波不小。毛还叫吴旭君揭发汪的问题，说吴是汪的一伙。吴说：“我一天到晚在你这里值班，汪搞些什么，我怎么知道。”吴确实不知道汪的活动。但从此对她不信任了，不让她值班。
毛的女友刘和她两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朋友，都不再允许进入中南海。刘和叶群、林彪关系密切，毛怀疑刘是林彪的特务。林立果现在空军权倾一时，毛认为她们三人都是林立果派来的。毛有一次对我说过：“这些人都靠不住。”
张玉凤从这时开始，才搬进中南海，给毛正式值班，照管毛的日常生活。
两位外交部的女孩子——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海蓉和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长兼毛英文翻译唐闻生，几乎每隔一两天来一次。也是从这时开始，毛接见外宾都由她们二人经管。甚至周恩来要向毛呈报一些事，也都经过她们向毛报告，并转达毛的意见。
我有时很奇怪，江青为什么不再来查访毛的私生活。我问吴旭君。吴说，在庐山会议时，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
八、九月庐山会议所爆发的党内政治斗争余波未平。林彪声望逐日下降。毛像身处往常的政治斗争中一般，在鹿死谁手、局势未定之前，十一月又生了病。
在庐山大闹一场以后，毛就开始不大舒服，到十月下旬越来越重，周恩来派了三位医生来看，照了爱克斯光胸片，已经注射了抗生素。他们的诊断是肺炎。那时毛的迫害妄想狂已经十分严重。毛一听就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着林彪的指挥治病，连着发了两天脾气。张玉凤向毛提出来，不如叫我回来看看。毛同意了。汪东兴其实早就想叫我回一组了，但汪不能提，否则疑心病重的毛会将我和汪连在一起。这样我才从黑龙江赶回北京。
我拿起片子看，是肺炎的影像。可是在当时的激烈政治斗争中，毛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和怀疑状态。按照科学态度，应该实事求是说明诊断，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也就成了林彪一伙了。因此我同他讲，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针就好了。
我讲完以后，我看毛一脸焦虑的神情立刻放松了，然后用双拳猛扣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你再拿着片子去看这三位大夫，看看他们怎么说。这三位太可笑，一个只管检查，不说话。一个只是说话，不检查。另一个戴个大口罩，既不检查，又不说话。如果是肺炎，我就停止打针，看死得了死不了。”
我去找了三位医生，将我与毛的谈话告诉他们。我说，在目前，如果一定坚持是肺炎，他接受不了，只要他同意继续治下去，就达到了目的。他们都同意了。中南海门诊部主任说：“我们也不知道庐山上发生了什么事，谁也没有想到将病和政治连在一起。真是倒楣。其实都是总理在指挥。”
我又回到游泳池，向毛说了，三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毛很高兴，当夜请我吃饭。我巡回医疗期间原定是一年，现在毛不要我回黑龙江。毛说：“你不要去了，我这里可能还有事要你办。”我当时认为，我为汪受过，被流放到黑龙江，很不公平。我向汪说：“主席还是用我啊，为什么我的爱人不能回北京呢？”于是一、二周后，汪东兴安排将娴由河南调回北京。我们一家总算又团圆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爱德加·斯诺。接见期间，毛对我说：“斯诺这个人，看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让他知道中国的内幕，有好处。”[注]
毛利用这次接见机会来促进中美关系，并传达他愿意邀请尼克松来中国或接见美国其他高级官员。他也想借此使中央情报局知道，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目前十分紧张，看看美国有什么反应。毛在谈话中指出：“喊我万岁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真心喊，这种人不多。第二种是随大溜，这种人最多。第三种嘴上喊万岁，心里希望我早死，这种人很少，可能那么几个。”
我于一九八八年在美定居多时后，才知道斯诺在一九七〇年访问中国当时，他在自己家乡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中美建交后，他才将这段话转告美国政府。我想斯诺极有可能也不了解毛上段话中的深意。毛指的第三种人正是林彪。
注：没有证据支持毛认为斯诺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员的猜测。斯诺对这次会晤的说法，见The Long Revolution，pp.169-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