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勉，山东烟台人，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银行干部学校校长，系行政十三级高级干部。
我和于勉相识于1958年3月在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三中队劳动教养期间，初来大堡时，劳教人员住的工棚尚未完工，竹篾片墙还在敷泥，工棚内还没来得及架铺，劳教人员都睡在潮湿的地上，翻开垫被，下面铺的蕨草全是湿的，上面挂满水珠，许多人因此得了风湿关节炎，走路膝关节疼痛难忍。7月份才搭好通铺，我和于勉毗邻而眠，晚上常在枕边窃窃私语，天南海北，无话不谈。加之我又是他的烟台同乡，用胶东土话交谈，格外觉得亲切。他已48岁，大我25岁，我们相处不到一年，由彼此了解，信任到忘年交，他是我终生难忘的朋友和师长。
于勉一生操劳，战争与疾病摧毁了他的健康，未满50岁的人已满脸皱纹，高度近视，看起来十分苍老。到了劳改单位，迎接他的是劳累和饥饿，每天开荒、烧草等繁重而超体能的农活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其实最难忍受的还是饿肚皮，我们自来到大堡，几乎没有吃过几顿饱饭，每晚收工回来的晚餐只有一小木瓢苞谷清汤粥，靠这点食物充饥常饿得睡不着觉。
当时于勉经济条件较好，常收到亲属从青岛寄来的食物和汇款。他体弱多病少有机会下山。我每次被派外出挑东西都要代他买些麻饼、白糖、核桃之类的东西用于充机，1959年以后。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了。
于勉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对事物具有深远的洞察力和超前的思维方式，我俩有两次长时间单独谈话，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不愧为一个极有判断力的预言家。因为他向我所说的内容，在后来的岁月中都不幸变为事实。
第一次是在195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俩被派往几里外的北山坡中耕洋芋。出工时天气晴朗，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我们躲避不及，只好把锄头插进洋芋地，坐在锄把上，在草帽的遮掩下靠在一起躲雨。我全身都湿透了，又冷又饿，十分狼狈，当时思想“冒包”色，牢骚满腹。于勉见状，就问我是怎样当上右派的？我向他讲了当右派的荒唐经历：“1957年5至7月份我到山东老家探亲去了，8月份才回省团校，我既没有参加鸣放、写大字报，又没有给任何人提过意见，只是看到7个被打成右派的人心里有些纳闷，在日记里多写了几句：他们昨天还是革命同志，怎么给领导提点意见就变成了阶级敌人？毛主席不是事先说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为什么现在又要给言者定罪呢？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我对毛主席搞的阳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套把戏实在弄不懂。我这些想法并未向任何人谈。岂料这期间领导已派人偷撬了我的抽屉，看了日记，然后由王毅校长出面命我交出日记。当天就根据日记上这些话把我划为右派。并说我是利用日记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不服，极力申辩写日记是当时的思想活动，不属于言论和行动，说不上是进攻。几天之后，我以不认罪，态度恶劣，坚持反动立场被定为极右分子。直到送劳动教养前才有人悄悄告诉我：省团校分了8个右派指标，只差1个了，是用你凑数的。指标完成后又发现团课教研室的刘世斌问题比我还严重，团校请示了市委5人小组，答复是：名额完成了就算了吧，把刘划为中右好了。我对这段荒唐经历越说越气，对于勉说：“如果人的思想活动都可以定罪，这和古代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腹诽罪’，有何区别？是他们撬了我的抽屉，到底是我犯罪还是他们犯罪？”
于勉听后连连摇头，意味深长的对我说：“宪君啊，你真是个书呆子，政治上太幼稚，你教哲学教党史居然不懂政治，你对毛主席也太不了解了。”他把话锋一转又说起了他自己。他说：“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也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我觉得党内斗争比与日本鬼子，蒋介石的斗争还要残酷，还要无情。在挽救失足者和镇压‘红旗党’的运动中，我看到不少好同志都成了刀下的冤魂。你不要不知足，现在还要感谢毛主席给你留下了一个脑袋哩！”他又说：“我这个右派其实比你还冤枉，你还有一项思想罪，我是因为没有抓到右派才被打成右派的。”反右派斗争中，上级找他汇报银行干校划了多少右派。他说：“我们学校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结果这句话成了上级给他划右派的依据。理由是：“你说你们学校没有右派，这句话就是右派言论。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难道你们学校不是人群？你和毛主席唱反调，不是反党是什么？”他有口难辩，右派帽子就是这样戴在头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