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先生在专访中谈到中国文化、国族命运时声音嘶哑、眼含泪光。我在写悼念他的长文写到最后，也忍不住泪流满面。因为我们虽然都在批评中共国，但所有的批评，包括徐先生向廖承志说的四点意见，都是出自对中国的感情，他在讲“党有功有过，国无功无过”那段话之前，还说了这样一段：“共产党最基本的问题是：你要爱国首先要爱我共产党，你不爱我共产党就是反革命，就不算爱国。那我现在问：你做得一塌糊涂，我并不爱你共产党，我只爱国家，这样算不算爱国？”显然，他认为“爱国不爱党才是真正的爱国”。我当时也认同这种看法。
我们对中国的感情有历史根源——中国近代史充满苦难：满清腐败，列强侵凌、日本侵略、多次内战，百姓遭殃。稍有良知的读书人都怀有爱国救亡之心；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认识者如徐先生，说他在学校每开《论语》课，都怀着感激心情，这种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自然也深化对中国的认同。那时的香港，宗主国英国从不向市民宣传“爱英国”，而香港人若关心政治，也不关心英国或香港本土的政治，而是关心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在新亚传授儒家文化，其客观效果固然使学生对文革毁灭传统文化反感，也增强了学生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产生“爱国”不爱党的思想观念。那时候，很少香港华人说自己不是中国人。
文革后，毛泽东那一套“继续革命”“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思想教条，在全国包括中共高层已经没什么人真正相信了。为了巩固政权，从那时起，中共就极少讲马列毛思想，而是大讲特讲爱国主义，用多数人与生俱来、未经思考的民族主义感情去凝聚民气，而真正目的则是利用民族感情去维护政权的合理性。
1981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呼吁“发扬爱国传统，立志振兴中华”。这一个指导思想，虽经中共几代领导的转换，也没有改变。什么“共产主义理想”早被中共抛到九霄云外了，只有在领导人作报告时提几句。
然而，在中共具体施政时，并不是以“爱国”作为判定“是敌是友是我”的准则，而仍然一贯地以“爱党”作准则。实际上，爱国是没有准则的，而爱党却有准则，准则就是要跟随此一时彼一时的党的政策或指令。以爱党的准则去衡量爱国，于是长久以来，可以说一贯地，就是如徐先生说的“你不爱党就不算爱国，就是反革命”。
我很早就从自身所受到的对待中认识到这一点，因此，长久以来，对于“爱国”已经被“爱党”骑劫了的政治现实，在言论上不遗余力地批判。批判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我办政论杂志、写政论文章数十年来针对各个具体事情所作的主要论述。若把所有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可以出好几本书了。
就记忆所及，对于爱国主义，我的论述大概有几个方面。
一是何谓国，二是何谓爱，三是何谓主义。
国家的定义按国际法规定包括三元素：人民、土地、主权。在中国出版的《辞海》中，就根据马列主义的解释，指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合法暴力机器。不过，出于维护统治者的目的，中共已经不讲这个马列定义了，虽不讲，实际上所贯彻的就是这一个定义。
按国际法规定的三元素，何者为先，决定了国家的性质。由全民定期投票授权领导人的国家，是主权在民的国家，人民掌有领土和主权。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主权、领土、人民都在党的手里。国家机器就是党的权力。
中国先秦时代，虽未有民主观念，但已有“以民为本”思想，即《尚书》所说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稷可以狭义地解作土地，君可以广义地解作主权。三者以人民最重要。《孟子》又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个人自身为本、家为本，有家才有国。因此，说“没有国哪有家”，就是专权政治“以党为本”的思想。
何谓“爱”？爱是一种感情。感情是一种难以衡量、计算的东西，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就说明在感情支配下，人不是理性的。捷克作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一篇文章中说，“人不能没有感情，但当感情本身变成某种价值、衡量是非的标准，或是开释某种行为的借口时，就变得非常危险。最恐怖的罪行往往出于最高贵的爱国情操，而人……在圣洁底爱的名义下杀人放火。”
何谓“主义”？主义代表理念或有完整体系的思想。爱国的完整体系和思想是什么？从来没有人讲清楚，也许最清楚的是18世纪英国作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定义：“爱国是无赖的最后防线”。（待续）（106）
图，《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接受日本杂志的长篇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