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大师虽然都洞悉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危害，但不同的选择让他们今后也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留在大陆的陈寅恪的命运最为凄惨。而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钱穆是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的几个著名文人之一。1949年8月，毛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称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极少数人”，原因大概就在于他们拥有洞穿共产党的慧眼而让毛无比愤恨吧。

？这是一个在近现代史研究和知识分子命运讨论中，经常被假设的经典问题。胡适、张爱玲和钱穆三位大师，在1949年前后做出了不同的历史抉择：胡适去了美国/台湾，张爱玲经香港去美国，钱穆由大陆经香港去台湾、定居香港。如果胡适留在大陆，他绝不可能像在台湾那样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而是会成为首...

为什么选择留在大陆呢？我们或许能从吴宓的日记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说，自己“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认为“父母之邦，不可弃也”。那时，吴宓不知道中共将给他的故土带来怎样的灾难，也无法预料自己将为留下的决定，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饱经政治迫害的吴宓坚持不肯批孔子。他说，“如果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他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中国历史最鲜明的特征是补前朝之坑、挖自身新坑的螺旋循环。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对前朝灭亡教训的深刻总结与制度纠偏；然而，这些补救措施在时间长河中成为下一轮危机的根源。汉初补秦代暴政坑。然诸侯坐大酿成七国之乱，后转向中央集权、盐铁专营，又挖出外戚宦官干政与土地兼并的新坑，东汉遂亡...

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他更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

从张爱玲、张大千、杜月笙、胡适之、钱穆、李政道、梅贻琦……他们的职业身份、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他们离开的理由也各有侧重，但他们的选择背后，都折射出一种超越常人的“嗅觉”。这种嗅觉，是一种对“不对劲”之处的本能警惕，是对某种可能降临的压抑、不自由、不真实、不确定性空气的提前捕捉。今日回望，他们的“嗅觉”是否正确？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味道”，后来成为了无数人真切经历的窒息感与痛苦。

在民国知识份子中，有两位大师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钱穆。前者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有人甚至将其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相提并论。此外，他富有激情、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份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后者亦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他还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传播中华文化。

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1949年6月，钱穆自广州赴港，临行前拜会陈寅恪，陈寅恪劝留钱穆，钱穆云：“君博古通今，可有观渡江文告？”陈寅恪不语。钱穆赴港后创立新亚书院，1963年，新亚书院与其他三校合并，命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

最后一班飞机，中央研究院学人的只有四份一，大部分学人精英，一来舍不得，二来不相信离开了中国，可以继续他们的文化和科学事业。三来最重要的是，他们更相信毛泽东会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更民主自由的新中国。飞机座位空荡荡，傅斯年和胡适看见了，悲哀至极。

钱穆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

林安梧教授答"有关余英时现象"的反思记者问：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先生今(2021)年8月1日于美国普林斯顿寓所仙逝了。8月5日消息批露后，这一段时间引发了很多有关余英时先生的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