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未来有一天香港的“国殇之柱”可以在北京树立，那才是一个最合适的地方。（美联社）
虽然我对“国殇之柱”有特殊的情感，但我也不认同它应该迁立到台湾，且改名“耻辱柱”。可以说，“国殇之柱”的意义就在于它在香港的屹立和摧折，前者证明了香港人的义，后者证明了当权者对人民记忆的恐惧；而台湾已经有白色恐怖纪念建筑和人权园区等等非常多的记忆座标，如果香港人的情感寄托需要来台再生的话，不应该只是复制多一道伤口。
再者，“国殇之柱”最适合树立的地方，当然是北京，香港（甚至台湾）基于义而捍卫它保存它，不代表北京人就这样可以甩手不管，忘记得干干净净。
我正是读了陈冠中先生写的《北京零公里》，而对这一“六四纪念”象征又多了一层深思。《北京零公里》464页，起码有4/5的内容是北京（以及中国）的痛史，这样的一本书，应该由北京人写才对！但北京人不敢写，香港人陈冠中写了，这就是义。
而这本书也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与香港产生连结，就像其“内篇”的最后一段：“明天又是阳间六月四日了、二零一九年是三十年祭、国人特别是香港人从没让我失望、他们每年都集会于维园、但今年会有多少人参加呢、我们这个京城六四死亡者群体、一年之中的能量多还是少、就看今天和明天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那一年六四纪念集会成了香港维园的最后一次纪念。
说上面这句话的，是六四死难者少年余亚芒，《北京零公里》“内篇”的叙述者。他在被流弹打中的一刻成为冤魂，也就是《北京零公里》里所谓的“活货”，他和北京历史上所有死于非命的冤魂一起存在于一个平行世界的北京里，这个处于中阴界的北京被称作“活货哪吒城”──来源自古北京城的格局类似八臂哪吒这一民间传说。
不过陈冠中不是要讲老北京掌故也不是说玄幻故事，余亚芒死前的志愿是当历史学家，于是他趁此机会造访了“活货”里面许多历史名人，李贽、袁崇焕、谭嗣同等都活灵活现地参与了这个现实世界不可能有的田野调查，令本书变成一部幽灵的口述历史，这自然跟活人、胜利者、掌权者书写的历史不一样。
这就是陈冠中写这本书的感人之处，一如他上一本《建丰二年》通过“架空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创造出另一个中国（1949年之后不是共产党得天下，中华民国在大陆延续统治）为很多曾被真实历史无情腰斩的中国精英圆梦：老舍没有自杀，《正红旗下》写完了一百一十八万字；沈从文没有去研究古代服饰，写了媲美《百年孤寂》的一部《存者》；林语堂和老舍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也是陈冠中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对同行的义举，聊以告慰那些冤魂。《北京零公里》的冤魂就更多了，历史更为残酷无情，唯文学可以重构历史，陈冠中写的不是录鬼簿，而是洗冤录。在少年余亚芒多少有点天真的叙述中，我们得以摆脱大历史的势利，沉入鲜活的彼时彼地的一个个人心，也解构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一为虎作伥的妄言。
不要嫌余亚芒的唠唠叨叨，用掉了全书的大半篇幅，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罄竹难书”。紧随其后的“外篇”“秘篇”急管繁弦，分别是亚芒的哥哥思芒——一个“顽主”般的在八九后北京如鱼得水的老饕所叙述的北京虚无，以及更荒诞的一个“都市传说”——毛泽东的脑子和保卫它的几个人的闹剧。在内篇的沉重的反衬下，外篇和秘篇都显得像一声冷笑，面对盛世与野心，这写法就是揭破皇帝新衣的男孩的挑战。
北京零公里，关键在“零”，归零即是新的开始。如果未来有一天“国殇之柱”可以在北京树立，这个“零公里点”是一个最合适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