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个口音不清的陈伯达曾是权势很大的第四号人物，他上面是毛、林彪、周恩来。陈是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是直接负责运动的领导人。文革之始，迄今近四十年，有关毛林周的传记、文艺作品不可胜数，有关江青四人帮和被打倒的刘、邓、陶的作品也不少，唯独对这位四号人物的作品甚为罕见，以专著而论，仅一本叶永烈经过官方审阅的《陈伯达传》，有关陈的记载分散在有关文革的各种文字中。即将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由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编撰，是弥补对陈伯达研究之不足的一本重要著作。笔者有幸看到书稿，先睹为快，在此谈一点观感。
激进知识份子卷入红朝的典型
陈伯达（一九〇四——一九八九），福建泉州人，在中共高层习惯称他“老夫子”。他在国共分裂的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三年后回国，做党的宣传工作，编杂志，写文章，同时研究文史问题，在北京中国大学任教，并发动一场有全国影响的“新启蒙运动”。一九三七年进入延安，一年后和毛交流古代哲学研究而成为毛的政治秘书。从此，在长达三十年期间，他作为毛的一枝笔，参与起草许多党的重要文件、决议、著作，毛的文章、讲话，也参与某些决策，直至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被毛弃如敝屣，点名打倒。
陈伯达与中共革命的关系，显示了一条知识份子的激进之路，他们投入革命以满足自己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而革命正需要他们的智慧与论据，以鼓动民众，号召天下，最后，他们知识人的气质与理性多半导致和走向暴政与专制的革命发生分歧，以致被抛弃。中共早期的陈独秀、瞿秋白都是这样的人物，虽然他们对革命的反省和理论建树大大超过陈伯达。陈投入中共后的角色，容易令人想起明末农民暴动中李闯王的谋士李岩（他编的歌谣“迎闯王，不纳粮”，助闯王打天下，最终被谗杀）。
回看中共，陈独秀分道扬镳，瞿秋白划为叛徒，陈伯达则是“国民党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一九八〇年被特别法庭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十八年徒刑。一九八一年保外就医，一九八九年病逝。和赵紫阳一样，活了八十五岁，但明显不同的是，他保外期间仍不断写作，包括哲学、文史评论，甚至有经济论文。叶永烈曾多次访问过陈伯达，九八年的修订新版陈传还得到陈晓农许多帮助。那么，今天陈晓农再出这本口述回忆录，必然有叶传的许多未尽或歧异之处。我看差别在于，晓农新着更着重在澄清辩正事实方面，因为陈伯达最后八年，仍处于与外界隔离状态，其子晓农是朝夕陪伴照料他生活的唯一的子女（陈之长子一九六〇年因与毛女李敏相爱失恋而自杀死），晓农记录了许多与父亲的谈话，成为本书的资料来源。
侍君忠君为君宠：在毛刘之间
晓农以其父一九二五年一篇小说的一段话作为陈伯达一生坎坷的写照：“我现在正如那每次都打败了仗的久经战阵的兵士，遍身负着伤痕，倒卧在暮色苍凉的草野里，望着西山的残阳在苟延残喘。”悲怜之情，溢于言表。
陈伯达继承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忠君传。是一位博通古今的学者，岂能对毛之独裁暴政没有反感？但“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主导一切，至晚年，他犹对儿子说，毛主席老了，思维不正常了，你们不要记恨他。他给过我很大的帮助。还说“君子交绝，不出恶声”。陈在林彪叛逃当日被抓小鸡式地送进秦城监狱，入牢房高叫“我救过毛主席一命！”此话传上去，他的狱中待遇得到改善，关入三楼，“伙食比外面还好”。救毛之事发生在一九四八年蒋机轰炸阜平时。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陈被开除党籍，他坐在牢房地板上，边哭边诉：“哪有这样的叛徒特务呀，自己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去救毛主席！”毛死，他在监狱中“哭了几天”。
毛对陈的宠信，在中共阵营的知识份子中，无出其右。毛的七大报告，两次赴苏顾问、共同纲领宪法草案、八大报告、批苏共二十大文章、毛论十大关系、国际共运二十五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报告、文革十六条……都出自陈的手笔，一名读书人受主恩宠至此，中国历史上也少见。秀才一只笔能驾御万民，影响全党全国，自然也是一种权力，一种大权。
书中描述陈伯达对毛刘矛盾的看法与介入，有独到之处。他说，毛刘分歧在四清问题上恶化，不是刘否认阶级斗争，而是刘认为问题在基层，在下面，毛则认为在党内，在当权派。在毛刘之争中，陈竟可以施加影响，缓和双方关系。他主动向毛建议由刘总管四清，为毛采纳，即找刘谈话。陈说，刘在外面形象温和，实则做事武断，不好商量，脾气和毛差不多。六五年一月发生过一件刘得罪毛的事。在中央会议上，毛刚发言不久，就被刘打断插话，而且，一路说下去，视毛为无物。毛第二天开会，就举着党章说党员有发言权，暗指刘不许他发言。后来，毛对斯诺说，那次会议后，他决定刘要下台。
与阶级斗争对立的唯生产力论
陈伯达说，那次会后，毛要他起草二十三条，他感到毛对刘有“很大意见”，心里不安，便找了王力、彭真、陶铸去和刘谈，盼刘向毛做检讨。为调和毛刘关系，他“做过几次努力”，毛周都很清楚。毛后来批评他在毛刘之间“搞投机”即指此。陈回答晓农问说：刘上台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不肯定，但肯定会实现中苏和好。即刘不会反修，这显然是毛刘的重大分歧。陈说，刘对大跃进也下过不少错误指示。六二年至六五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形成，毛有主要责任，其他人也有责任，他本人也接受这条路线，帮毛刘记录一些指示，但这条贯穿九大、至十一大的路线的“最重要的文字表达”——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一段话，却是王力而不是陈伯达整理的。十大更批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陈伯达在毛时代政治路线上值得肯定的是，作为他的主要罪状的鼓吹“唯生产力论”：
●起草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提出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会后毛表示异议，认为国内矛盾实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时至今日，八大路线已受到党内外高度评价，认为毛如果遵循八大路线不会搞出一个文革来。
●一九六五年起草《工业问题》文件，主张“电子为中心”发展工业，毛当时还相当赞许、高兴，破例地单独请陈吃饭。但遭到邓小平反对，说搞太多新技术，不合适，要以钢为纲，大家无言，文件被否定。陈为此而伤心说，如果采纳他当年的思想，中国经济也不会耽误那么多年。
●起草一九六九年九大报告时，陈提出以后要以搞好生产提高生产率为主要任务，又批评过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是伯恩斯坦观点“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被毛派所拒绝，斥为“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毛对陈的草稿，原封不动退回，还说陈是“船要沉了，老鼠搬家”，指陈要背叛他，不搞运动，要搞生产了。说陈本性难改，总是看重经济，“帝国主义本性不改，陈伯达本性也不改。”
陈在毛独裁时代，作为御用文胆，无疑也是帮凶一名，但以上这些纪录也反映了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知识人必然和专制权力不完全适应而发生分歧。
对周恩来、江青、陆定一的回忆
陈晓农这本书包含一些陈伯达透露的少见的高层内幕。例如：
●为周恩来说情。如前述陈伯达调和过毛刘关系，也为毛周关系解过套。文革初期，一天，邓颖超突来拜访陈伯达夫人刘叔宴，原来周恩来受了毛的重话批评，心情低落已影响日常工作，邓盼陈可以居中调和，陈则多次在毛面前为周缓颊，使周摆脱困境。文革后邓颖超亦投桃报李，应陈要求为陈妻平反，调中办离休。虽然她已与陈离婚，双方终未破镜重圆。
●与江青关系。陈在庐山会议前曾与周恩来谈到江青对毛不忠实，她三次对陈说要离开毛，第一次在延安枣园；第二次在西柏坡，江说要离开毛去别的地方；第三次在北京西山，解放后。周说第三次，他知道，是毛要周把她送到莫斯科去的。有一次江来到陈办公室，看到书架上有宋庆龄文集，抽出来就往地板上摔。又一次开会，江辱骂陈攻击李希凡，随即叫李出来，二人抱头大哭，把玻璃杯摔碎在陈脚下，陈只得去拾起一地的碎片。
●陆定一文革前很左。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给知识份子摘资产阶级帽子，毛无异议，但后无下文，原来党内有人反对。中宣部长陆定一说知识份子没什么变化，不能摘帽，和周恩来激烈争执。最后，毛接受陆的观点，六四年并由陆出任文化部长代替茅盾。不过好景不长，六五年陆因夫人严慰冰匿名信反林彪事件而株连撤职，六六年文革前更被打成反党集团。据说文革后，陆是坚决主张批毛的，他文革前的左史，便为尊者讳了。晓农指出，陆在六四年底中央会议上讲文化革命，“说文化部全烂掉了，是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有重要影响。
反右运动与庐山会议角色
陈伯达反右运动表现如何？晓农书引证父亲谈话与资料，首先，五七年二月，毛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与陈致毛一信有关，而发表的讲话也是陈整埋成文的（记得文革中，笔者看过该讲话的记录稿，与正式发表稿区别甚大）。文中陈伯达原加有“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之句，后改为偏左的提法，是毛接受陈正人的意见而定的。反右期间，陈伯达没有写一篇文章，而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写了多篇反右社论。毛曾派陈去北大看大字报，陈看后报告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什么不得了。”当时，邓小平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陈听到“很惊讶”，他认为，人总会说错话的，这样收集，牵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
当年九月，邓在三中全会作整风反右报告，把知识份子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打击，该文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官方许多出版物完全不提邓反右的角色）。晓农书中透露，邓的高升与陈伯达不无关系。反高岗斗争后，为团结西北同志，毛向陈谈到谁接替高岗的问题，陈伯达说邓小平有一篇讲群众路线的文章写得不错，也在西北工作过，也有功劳，可以团结西北同志。不久，中央就调邓为中央秘书长。邓到中央后，陈又对推荐邓有些后悔，觉得邓架子大，很不易商量问题。
五九年庐山会议因彭德怀一封写给毛的信，而打了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陈伯达也在山上。批彭之前，他在毛那里看过彭的信，并当毛面，赞扬信写得不错，问毛是否彭自己写的？毛说是的，“他能写”。不料几天后批彭开始，陈伯达也被扣上右倾帽子。陈做检讨，并不准参加会议，最后毛表示几个秀才还要用，陈得以赦免。会后刘少奇找陈谈话，把陈都说哭了。后又由彭真出面要陈写文章批彭德怀。陈便在毛的威望和压力下“要什么给什么”，写了批彭文章。但陈说文章完全是按中央领导要求写的，并经毛亲笔修改。
晓农书中对若干党史著作提出异议。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说会议紧张时“这位老夫子躺倒装病，不参加会议”等，而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和叶永烈的《陈伯达传》中对陈与林彪关系的描述都有失实之处。
对陈伯达应予重新评价
综上所述，陈伯达虽长期为毛所用，在毛的政治路线中，尤其是粉饰其独裁本质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晚年也承认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愚蠢至极，负罪很多。”但是，他和那些元凶还有区别，他不像林彪、江青那样野心夺权，也不像康生那样以整人为职志，作为笔杆子也没有像姚文元那样凶恶。他是一个依附于皇上的高级幕僚、亲信与理论家，他不带兵，不涉特情，没有派系。他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一系列重要决策上和那条极左的暴力路线屡屡发生分歧，虽然，他在极力适应那条路线，并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更主要的角色还是党国体系的一个工具，一个企图使该系统较为协调和理性却终告失败的工具。
陈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本色在暴烈草莽的中共高层混了几十年，也未脱尽，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恣意打倒陶铸后，遭到老干部不满而嫁祸于左右，在会上严斥陈伯达、江青。陈受不了，意欲自杀，被王力劝阻。陈回答说，他查了书，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是自杀死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自杀还要先查理论依据，可谓天下奇闻。
因此，如果在毛的暴政中参与更重要决策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能够获得历史的宽恕，并戴上某种光环，那么，我们在接受这本最后陈述之后，应该给予陈伯达一个公正的重新评价，至少可以推倒“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可笑结论。
陈伯达说：“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这可以解读为一名有理想的书生，把他的智慧献给了制造中国一场浩劫而身败名裂。颇具文人气质的瞿秋白，一九三五年为革命而牺牲前写下沉重自白，认为参加共产党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一场“滑稽剧”。相信陈伯达读过这位先知者的遗书，但两年后，他奔赴延安，五十年后才恍悟到是一场悲剧。这是二十世纪给中国知识界留下的一个教训。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开放》2005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