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用来换棉线的线票。（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农民口中蒋介石的坏与中共的所谓的好，很大一部分是中共体制中的宣传，随着史实的揭露，才逐渐还原民国期间的真实情况与中共政策的重大疏失。
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1957年的整风鸣放是因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趁机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因此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右派份子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在民主党派内、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和党政机关等“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
然而，在我们阅读1957年的整风鸣放言论时可以看到，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能够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意见的，只是极少数具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知识份子。虽然他们的意见是在报刊上作为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组织全民进行讨伐，但大量的“右派”言论则是反映基层民众“今不如昔”的生存状况的。特别在基层的“反右”斗争中，这类言论可谓车载斗量，是各地“右派言论”的主体方面。主要反映的是对统购统销、合作化、农民生活和城乡政策等方面。言论者并不限于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和其他劳动阶层都在其中。这些关于民瘼的大量言论，反映了社会真实的生活状况和鲜活的民间舆情，是“右派言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发自于言论者亲身感受的生活现实，其意义并不亚于那些大知识份子的治国宏论。从中可以看到，广大民众对于刚刚进入的社会主义是不认同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反右”运动开展之后，中共中央在8、9月间接连下达了在农村和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工人农民中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辩论。那些散布过不满言论的干部群众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理。
本文选取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1957年6月22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份子的反动言论资料》；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份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江西省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二集等内部反右资料汇编。
一、关于统购统销“搞错了”的言论
1、富庶和贫穷地区的反映
浙江省平湖县地处长三角中心地带，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素有“金平湖”的美誉。当地干部的不满言论有：“粮食是搞糟的……平湖是余粮之乡，吃饭不放在心上，但目前吃不饱是普遍的，粮食“三定”（“三定”，即中共中央1955年3月正式试行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当时官方舆论称：“三定”使农民安心生产了。从相关“右派言论”反映，此举并没有真正解决让农民安心生产的问题。）后农民拖老携女外出求乞。还有的发牢骚说：“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147页）
宁波当地干部的感受也是如此。有的讲得比较政治：“粮食统购统销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是农民闹事的根源”。有的讲得比较生活：“杂粮农民一贯来当菜吃，芋艿从封建时代以来就不当口粮；现在要抵口粮，使农民实际留粮减少。因此农民吃不饱饭了”。有的还讲：“粮食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民反而吃不饱。”“粮食供应城市宽，农村紧……（国家）只管一亿城市人民吃饱饭，不管五亿农民吃不饱饭。”（同上，第146、147页。）
其他地区的意见，也是大同小异。山东、安徽、江西等地，虽然不及浙江富庶，但对统购统销的不满并无二致。再具体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虽然大家生活圈子不同，具体感受不一样，结论却是相同的，都是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
如安徽一个农业厂的技术员汪朝元总结说：“农村有四死：卖粮逼死，买粮等死，买不到粮饿死，卖粮再买粮亏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份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4页。）江西等地的民众说：“国家对农民的粮食限制得太死，农民无米下锅，吃青菜，还要劳动。农民种田饿肚子，种棉花没有衣服穿，牛耕田（农民）马吃谷（干部）。”（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29页。）这种牛耕马谷的言论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流传。
河南的言论说：“我现在明白了过去梁漱溟说的‘工人生活在天上天，农民生活在地下地’，是完全正确的。”“河南统购太狠了，都统到人民肉里去了，因此河南人民很不满。”“解放初期粮食够吃，物资不紧张，可是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不够吃了，物资紧张了。”（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1957年6月22日），第8页。）
具体接触统购统销工作的一些部门，特别是来自农业、商业和粮食等部门的言论，因为业务原因，了解具体情况比较多，对问题的感触更深刻。这在各地的“右派言论”中是比较突出的。下面两则言论是来自安徽省的出自地市一级机关干部之口的。
安徽芜湖市财贸办公室干部乐平说：“统购统销是一种主观主义，是粮食工作上的最大的错误（不能认为是缺点）。过去农村是‘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可是现在是490斤原粮，怎么叫农民够吃？……农民不够吃硬说够吃。”（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份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4页。）
安徽六安专署农业局副局长何少桓说：“农民480斤原粮实在太少，民生问题是大事，民以食为天嘛！”“国民党是抓壮丁搞垮的，共产党就失败在统购统销。”“粮食是农民手里种出来的，为什么不给农民一点富余呢？”（同上）
2、江西临川县地方干部的反映
作为县级的材料，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县的“右派言论”，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地方干部对统购统销的意见。
（1）统购统销搞得吃不饱饭
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傅瑞林说：“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是劳民伤财，嘉溪区因买粮有20％的社员误工，使农民吃亏5万元。”“政府购多了，我家吃了两天糠，饿死老婆倒没关系，饿死小孩更成问题。”“480～520斤的留粮标准真不够吃，现在比过去要多吃饭，没有吃饱脚是软的。”“饿得难受……这是实际问题，不解决就反映到中央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4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胡亦昌说：“抚州市掌握粮食定量不够，米不够吃是普遍的，小孩大了也不增粮，大人只有吃稀饭”。（同上，第45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周龙光说：“统购统销搞得不好，定量过死，搞的绝大多数农民把种子粮都吃了。……我家里就没有饭吃，仔女饿的吼吼叫”（同上）。
（2）统购统销搞“左”了
临川县温圳镇人委干部徐节元说：“我村不实事求是，逼死人，全部把口粮搜去，还不相信。冷天把人搞得打赤膊，拿风车去扇，当地主看待，结果受不了，就吊死了。……我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很左，冤枉逼死了好多人，人家没有收到，硬说人家收到了。”（同上，第46页。）
粮食局周龙光说：“五五年我在南昌开会，讨论粮食定量问题，省对吉安专区的定量很满意，并以吉安地委党校每人每天用粮十三两做典型。我认为是假的，左了。……是卡紧腰带做典型，那样长的人十三两怎么够呢？在工作方法上宁愿过左些，其实后来又要加，怎样黄鳅同黄鳝赛拉的呢？”
（3）统购统销的价格不合理
临川县报社的伍攀增说：“粮食供应价格不合理。购粮按质论价是合理的，地区差价是必要的。为什么粮站供应群众的稻谷不按质论价呢？买、卖一担谷子相差五角钱，群众说是剥削，我对这个问题思想上也闹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