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文互联网上有关“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健康码转红”的相关爆料数不胜数。6月14日，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在内的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这一事件的缘由为，自四月中旬至今，河南四家村镇银行的40万储户集中遭遇“提现难”问题，无法取出自己在这些银行的存款。之后，许多来自河南省外的储户发现无法在居住地取款后，前往河南当地取款和维权。
然而，这些奔赴河南的储户发现，一旦他们落地河南，自己的健康码就会由绿转红，人身自由也随之被限制。更有甚者，一些尚未前往河南的储户竟然也会被“远程赋红码”。
此事在中国互联网上持续发酵，不少人担心：健康码是否将成为当代“良民证”？
本期节目，我们关注作为“良民证”的健康码，在中国社会中被不断扩大的应用。
一、什么是“良民证”？
“良民证”一词来源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为了控制反日活动并加强人口管理，日军发放良民证给普通民众，用于证明他们对大日本帝国的效忠。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就有网民质疑“健康码”的常态化存在，会助长“云暴政”。
当时，著名杂志《时尚芭莎》因发布一条调侃“健康码”是“良民证”的微博，遭到官方痛批，最后被迫为此事道歉。
在道歉中，《时尚芭莎》表示，其编辑团队“始终谨记爱国爱党的精神，日后也将继续提高内部历史政治知识的教育”。
二、河南村镇银行提款难与想红就红、想绿就绿的健康码
据网友爆料，在6月14日的新闻报道了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莫名被红码事件后，当天晚上，就有储户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
第二天，凤凰新闻也对一位储户进行了采访。该储户说，当他主动要求回家后，工作人员便表示能立即将他的健康码变绿，而且不需要进行核酸检测。
针对这一事件，作者@德不罗意在其微信公众号文章《这不是一个红码，这是一座监狱》中分析说：
在事情冲上热搜后，郑州12345给出的回复是：大数据出了问题。
什么样的“大数据问题”，能够如此精准地让储户绿码“变红”？
什么样的“大数据问题”，能够如此巧合地让维权者无法维权？
相反，这不是大数据出了问题，反而证明了这大数据太精准。
6月15日，《财新》杂志发表了一篇对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的采访文章。在采访中，劳东燕表示：河南强赋红码涉嫌严重违法。具体来说，“这些做法涉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六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十四条，相关公职人员涉嫌涉及《刑法》中的滥用职权罪。”
在事件持续发酵后，6月22日，河南郑州市纪委监委终于通报了“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一事的调查问责情况。
通报称，此次事件中一共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有五位公职人员最终被处分，其中最高级别的领导“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遭党政撤职处分；另外四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警告、记过处分。该事件被官方定性为“擅自赋红码”、“乱作为”。
整份通报除了一系列内部处分之外，并未提及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也没有追究相关责任。讽刺地是，在这之前，许多普通民众也曾尝试修改自己的健康码，但最后都面临行政甚至刑事处罚。
例如，上个月，江西省鹰潭市一名男子就因私自伪造“绿码”而被行政拘留。在今年年初，四川一男子因在微信群提到自己“借用别人健康码成功返乡”，被判造谣，并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5日。5月底，辽宁两人因售卖虚假核酸报告，更是被判罚10年监禁。
在今年和去年，各大官方平台都有盘点各种有关个人“欺瞒、隐藏健康码”的“违法犯罪”行为。然而，与民间篡改自己健康码的行为相比，此次河南官员擅自修改了1000多位健康居民的健康码，却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层面的处罚。
有网友因此评论说：“还以为‘赋红码’会是刑事案由，结果等来个内部处理”。
网友@雾锁孤帆影也讽刺说：“老百姓伪造健康码，隐瞒行程，属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当官的擅自赋老百姓红码，自罚三杯！”
三、“烂尾楼”楼盘维权业主也被赋红码
事实上，河南储户并非是唯一一个被用健康码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群。
6月16日，包括凤凰网、中国经济周刊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称：不止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被红码”，河南多个“烂尾楼”楼盘的业主一样遭遇了红码。
根据后续报道，位于河南郑州的“融创中原大观”楼盘莫名停工8个月，有部分业主担心楼盘有烂尾风险，多次向开发商、银保监局反应情况。就在6月12日，这些业主中大部分人的健康码，都突然“转红”了。
业主之一的吴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她身边和她一样健康码莫名变红的人还有不少，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曾去河南省银保监局维权过。
而另一位受访业主秦虹，在数次拨打市政电话后，终于找到健康码“转绿”的办法：先进行两次核酸检测，之后按要求签下一份“保证书”。而保证书的内容之一，就是“不得进行线上或线下的上访”。
之后，秦虹成功将自己的健康码转绿。然而，这次“转绿”只持续了一小时；之后，有社区工作人员回复她说：“可能是更大的部门不允许我们变绿，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敢操作了。”
最后，在6月14日下午，这些烂尾楼业主的健康码统一自动变绿，而至今也没有人知晓他们的健康码为何变红，又为何变绿。
然而，“烂尾楼维权者变红码”也并非是出现在一个楼盘的个案；有后续的报道显示，至少有另外两个楼盘的维权业主，也遭遇了“莫名被红码”的闹剧。
四、健康码被用来控制访民和异见人士
上述乱象并非是“健康码”第一次被用作“良民证”。
2022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就曾发表文章，记录了两名人权律师因为工作和身份“敏感”，而被健康码特殊照顾的经历。
第一位人权律师谢阳居住在长沙。2021年11月，长沙并没有确诊病例，他的健康码也是绿码。但当他准备乘坐飞机前往上海，去看望公民记者张展的母亲时，他的健康码却变红了。他被以此为由拦截在机场外。几周后，谢阳选择搭乘高铁前往上海，但不久后他便与家人朋友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
而另一位维权律师王宇的经历则表明，健康码已经替代实体的“安全人员”，能让他们方便地、远程控制她的出行。
2021年11月，在王宇结束出差准备返回北京时，她按照要求在健康码软件记录行程；但是当她选择江苏省时，却只有“常州”可选，而这座城市刚刚报告了多例感染。也就是说，她只能选择上报自己没去过的正处于疫情中的城市，并因此无法进入北京。之后，她不得不一直借住在天津的亲戚家，直到健康码突然恢复正常。
《纽约时报》的同一篇报道，还记录了一位上访多年的“访民”林应强的遭遇。他表示，在11月的党内会议召开前，他在火车上被警察带走，健康码变黄——尽管他从未接触过确诊病例。
这并非是各级政府利用健康码控制访民的先例。
早在2021年1月，福建省连江县的李秀月在到北京公安部信访办排队上访时，就有类似遭遇。
李秀月
当时，按照防疫要求，她需要将手机里的健康码出示给信访办门口的安保人员。而当她打开手机健康码界面时，却发现手机竟莫名停机，导致健康码无法联网刷新。之后，李秀月不得已前往附近的移动营业厅查询情况，却得知自己的手机并非“欠费停机”，而是因为被自己户籍所在地的连江县警方以“办案”为由勒令停机。讽刺的是，李秀月此次前来上访，正是因为她和当地警方的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