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英国向中国移交香港，中方称之为“回归”。25年中，香港经历和见证了许多跌宕起伏。如今，中国《香港国安法》颁布已有两年，北京以“爱国者治港”作为“一国两制”的新标准，亲北京阵营高呼“二次回归”；与此同时，也有数以万计的港人选择移民他国。
在香港移交25周年之际，BBC中文选出以下十件事情，记忆香港走过的这四分之一个世纪。
1.主权移交
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内，在英属香港旗帜最后一次随“米字旗”落下后，中国解放军首次在香港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与紫荆花旗帜升起。在同一时间，解放军驻港部队接管驻港英军威尔斯亲王军营，成为中国解放军驻港部队中环军营。
约90分钟后，董建华在时任中共总理李鹏面前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主要官员与临时立法会议员相继宣读就职誓词，中共管治的香港特区正式成立。
高光时刻过后，是接踵而来的挑战。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香港股市与港元汇率，全球首例人类感染H5N1禽流感演变成疫情，启德机场搬迁至赤鱲角新机场发生混乱……特区时空如此展开。经历了移民潮之后，留下来的人，一同见证了接下来的事情。
2.居港权争议
中国接管香港，香港永久居民定义随香港《基本法》实施而有所改变，引发一群香港永久居民在中国大陆所生，但在香港签证逾期或无证居留的子女，向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声请确认居留权。
港府紧急修订移民法律，实施“居港权证明书”制度，要求这些“无证子女”返回大陆，一并申请大陆方面签发的“前往港澳通行证”（单程证）与香港特区签发的证明书，方可移民香港，并将修例追溯至1997年7月1日生效。一些家庭到特区高等法院提起司法复核诉讼，寻求直接留港，入境处则着手将没有提出诉讼的无证子女遣返大陆。
1999年1月29日，特区终审法院裁决吴嘉玲案，裁定港人在中国大陆所生子女，不论有否取得单程证，不论婚生或非婚生，不论出生时父或母是否已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均拥有香港居留权。特区政府警告，若执行此裁决，十年内将有约167万中国大陆居民循此途径移居香港。
特首董建华提请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基本法》相关条文。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释法案，规定只有获批单程证的香港永久居民在中国大陆所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权，出生时父母仍未成为香港居民的则没有居港权。这便是俗称“人大第一次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实质上驳回了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的裁决。
中国政府强调全国人大对法律拥有解释权，包括解释香港《基本法》，香港民主派法律界人士则认为“释法”冲击香港司法独立。
居港权争议并未就此结束，之后更引申出造成两人死亡的入境处大楼纵火案，外籍家庭佣工及其子女居留权争议，与2001年庄丰源案终审裁决。
其中，庄丰源案确立父母皆非香港居民的中国大陆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为日后大陆居民赴港产子引发“双非儿童”问题埋下伏线。
3.萨斯来袭，“23条”与“七一”游行
2003年2月21日，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退休教授刘剑伦来港探亲，入住酒店不久后出现肺炎症状入院，最终不治。后来的流行病学调查认定这就是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在香港爆发的源头。
当年3月15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病毒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中文简称计有萨斯、沙士、非典等。直到6月23日世卫组织将香港从疫区名单中除名为止，香港共有1755人感染萨斯，其中299人死亡，包括八名殉职医疗人员。
萨斯疫情让刚从亚洲金融风暴恢复的香港经济再次遭受重挫，特区政府应对疫情速度受舆论质疑。而在应对疫情之际，特区政府还忙于推动另一项工作：《基本法》第23条国安立法。
立法草案中的“叛国罪”、“颠覆罪”、“分裂国家罪”和“煽动叛乱罪”等，以及警察获得无须法庭搜查令即可执行搜查等权力，引起亲民主派政团与支持者担忧基本人权与自由遭到削弱。
在众多不安下，以民间人权阵线为首的泛民主派号召市民于7月1日上街抗议，最终香港岛北部闹市街道，从维多利亚公园起点，到中环政府总部，在那一个酷热的下午填满了身穿黑衣的抗议群众，叫喊着反对“23条立法”与董建华和多名官员的口号。
主办单位称有超过50万人上街，成为1989年声援北京学运之后，以及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游行。
董建华政府最终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主持立法工作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与主持抗疫工作的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相继辞职，董建华也在2005年3月辞职，没能完成第二个五年任期。
自此，七一游行成为了香港民主派政治寒暑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跟“23条立法”一起，成为日后香港与北京关系的一道伏线。
另一边厢，受卫福食局领导的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在应付过禽流感与萨斯疫情之后，获邀到日内瓦担任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2007年获北京提名并当选总干事，成为首位出自香港的联合国高官。
4.北京奥运
2008年夏天，有媒体形容是香港“爱国之夏”。北京8月份主办夏季奥运会，香港也成为了协办城市，承办奥运马术赛事，而这与香港百年赛马传统不无关系。
当中国将取得奥运主办权视为国力的体现时，此刻的香港，“爱国情怀”也似乎达到高点——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今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身份认同追踪调查显示，2008年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评分最高的一年。
奥运会举行前，四川汶川发生死伤异常惨重的“5.12”地震，当时香港民间捐款金额数以十亿港元计，刷新了1989年北京学运与1991年华东水灾的捐款纪录。
5月，奥运火炬传递来到香港，九龙尖沙咀交通要道弥敦道上，成千上万市民夹道欢呼。即使有民间团体抗议声援3月份西藏骚乱遭镇压的藏人，但仍对北京奥运表达支持。香港民主派元老李柱铭当时甚至评论说，在火炬传递现场同时出现支持者和抗议者，说明“一国两制”还是得到了落实。
一位参与抗议的大学生当时对BBC中文说：“我们其实也是支持中国搞奥运的，不过我们就是要它对人权还要改善。”
在此前一届2004年雅典奥运上，香港乒乓球选手李静、高礼泽夺得男双银牌，成为滑浪风帆选手李丽珊1996年以英属香港名义夺得亚特兰大奥运金牌以来的首面奥运奖牌，更是香港改以中国香港名义参赛以来首次夺牌。可惜两人在这次有主场之利的奥运会上未能再次冲击奖牌。
5.马尼拉人质事件与“次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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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时事一周 Newsweek(Cantonese)
BBC国际台粤语节目，重温一周国际大事，两岸四地消息，英国境况。并备有专题环节：〈记者来鸿〉、〈英国生活点滴〉和〈华人谈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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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3日，香港康泰旅行社一个旅行团搭乘的旅游大巴，在菲律宾马尼拉黎刹公园（Rizal Park）遭枪手拦截劫持，最终八名香港人与枪手被击毙，七名香港人受伤。
香港舆论质疑马尼拉警方处理案件手法失当，造成伤亡。行政长官曾荫权罕见宣布全港哀悼，政府部门连续三天区旗降半旗致哀，紧接着，中国国务院批准香港特区政府与北京驻港机关同时将中国国旗降半旗。特区政府对菲律宾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旅游警示，双方关系紧张。香港庞大的菲律宾家佣社群传出有人遭港人雇主解雇的传言。
其后，中国大陆公安、武警至少有两场反恐演练重演了马尼拉劫持事件，展示如何迅速解救被劫持于巴士上的人质，确保他们丝毫无损，同时击杀或活捉劫持者。
案件发生之际，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黄岩岛（菲律宾称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的主权争议正趋白热化，中菲关系紧张。马尼拉人质事件发生后不久，有报道披露曾荫权曾三度直接致电菲律宾总统阿基诺（Benigno Aquino III），但无人接听，而这引发了一场“次主权”争论。
亲北京的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批评曾荫权没资格致电阿基诺。他说：“香港特首不是国家元首，何况胡锦涛也不可能打，这小题大做……要菲律宾提出责任报告，谁有责任，关你香港什么事？”香港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公开反驳，称香港作为“次主权”地区，“曾荫权的电话、他将议题主动交给公众的策略，捍卫了一国两制的尊严，巩固了香港的国际空间，值得久违的掌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刘迺强一方面批评曾荫权致电阿基诺不果是“自取其辱”，另一方面批评沈旭晖“祭出不知所谓的‘次主权’假学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教授继而撰文批评沈旭晖“用词不当”，让人以为“有人有意将香港搞成为独立政治实体”。但刘兆佳同时称，曾荫权直接致电阿基诺，只是利用“亚太经合组织（APEC）香港代表所建立的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人际关系”，是特事特办的行动。
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在1997年移交后可继续使用“中国香港”名义参加某些国际组织，APEC便是其中之一。在APEC里，中国香港特首， 中共国家主席，与菲律宾总统等成员政体首脑，平起平坐。沈旭晖后来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慨叹，西方讨论次国家、次主权时，根本不会把它与分裂主义、“港独”等课题相提并论，这次争议对香港的学术自由恐将有所影响。
2018年4月12日，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访港，在会见菲律宾侨民时说：“作为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并代表菲律宾人民，请允许我向在场跟我们在一起的中国人由衷地说，让我现在向你们正式道歉。我们对发生的意外深表歉意，在力之所及下，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杜特尔特同时说：“中国一直对我们很好，除了各种各样价值几十亿的项目外，他们给了5亿元人民币贷款。”
人质事件中殉职港方导游（领队）谢廷骏兄长谢志坚当时告诉BBC中文，杜特尔特作为一个总统来道歉，他还是觉得是一件正面的事，“毕竟始终他（谢廷骏）是因为菲律宾政府连连的失误让他枉死”。
6.侮辱陆客广告与陆港矛盾
2012年2月1日，香港《苹果日报》上出现一页以黄色为主的广告，一只昆虫骑在狮子山头上，广告正文质问：“你愿意香港每18分钟花$1,000,000养育‘双非’儿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