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广州发生一起明显的事件，说明这条法律的致命后果。郊区发生火灾，三个帮助灭火的中国人肢体骨折，还被一堵倒塌的墙严重砸伤。英商馆的医生按英国职业责任很快予以人道救助，把他们送往商馆，准备做截肢手术，这是唯一可能救活他们的方法。这时有个行商听说此事，匆匆赶到当地，劝医生不要给他们做手术，应当把他们尽快送出商馆。还说，无论医生的医术怎么好，若有一个病人死在他手里，他必定会被判处谋杀罪，最轻的处罚是把他终生流放到鞑靼荒野之地。因此受伤的中国人被偷偷送走，只好让他们听天由命。
这条野蛮的法律（我们看来是如此）的实施可用来解释下面有关中国人的品行。我们在大运河上目击的一幕，可说是缺乏同情心的突出事例。一群聚集在运河岸的人中，有的登上一艘旧船的高船尾，不幸，船尾不堪负重破裂，这些人随沉船落入水里，此时正值使臣的船驶过。尽管当地有许多舟船行驶，却没有人去救在水里挣扎的人。人们甚至像不知道发生了意外，漂浮在沉船木块上孩童的呼救声也未引起注意。有个家伙看来忙着用篙钩去取一个溺水者的帽子。我们无效地拼命叫我们船上的水手停船，放艇去救人。确实，我们当时前进的速度是一个钟头七英里，这一点因此成为不停船的借口。我不怀疑这些不幸的人必定遭到灭顶之灾。
对同伴和同胞如此无情，更不能指望他们对待外国人了。根据荷兰使臣随员保留的一份手写记，在使团赴首都途中，作者想在路边的冰上试试他的冰鞋。同行的官员也督促他试一试。他在岸边滑行了一个距离，冰破裂，他掉了下去，水淹到脖子。中国人不仅不救他，还趁他自己的人不在时嘲笑这场意外，并且跑开，让他挣扎着十分困难地爬上来。
在当地，他们的即时创造不及他们的精确模仿，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始终是有名的老手。按本性说，人是聚财的动物，但聚敛的努力，要看法律对他享有财富提供的保护和安全而定。在中国，有关财富的法律不能给予足够的保护，因此国内的创造才能极少用于最需要最缺乏的地方。确实，在那里富有的人都知道政府官员会以合法方式向他勒索财物。
中国各阶层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他们态度和蔼可亲，但即使有相当身份的人也受到法律的干涉，所以结果是，他们毫无诚意，讲究虚礼，仅注重礼仪形式而缺乏良好教育的高雅风度。下级假惺惺地在他的上司前跪拜，上司假惺惺地示意叫他起来。寻常的问候规章由礼部制订。百姓如对官员缺乏礼貌，要受到肉体惩罚，如是官吏，则被降级或罢官。就这样百姓的仪表风范受法律的约束，社会在许多方面因此获得安宁。在同等人之间，以及在下层百姓中，很少说粗话，也少有打斗。如果吵架红了脸，不过揪掉头发，或者撕破衣服。动刀动枪足以让普通中国人吓得发抖。他们的战士看不到有什么勇气。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是地面上最胆怯的人。他们个人既无胆量，面临危险或困难也完全缺乏沉着，这可能是精神影响身体的结果。然而，或许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频繁地发生自杀事件，这类事件并不视为可耻，不受到谴责。确实，政府似乎在鼓励自杀，往往允许罪犯自行了结，免处死刑。广东原总督大约两年前吞石烟壶自杀，卡在食管中，痛苦身亡。
在这种制度下，人人都沦为奴隶。只要最小官一点头，人人都得挨竹板，而且挨了打还得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跪下感谢暴君纠正他的过失，根本谈不到还有什么面子和自尊。政府的规章作指导，百姓的思想跟上，可以说肉体惩罚是官员赐给被罚者的恩惠，一条确立的顺从原则，足以抹杀、消除人性的一切尊严。
奴隶实际上也不能被侮辱。听任别人摆布，没有申诉的资格，这是人类的耻辱，以致不幸沦为奴隶的人再不知廉耻为何物。这种环境产生无数的弊端，在以文雅风度和文明政体受到称赞（我认为多少不值得）的中华民族中处处可见到。中国商人一有机会就弄虚作假，因为据说靠诚信做不了买卖。中国农民只要能不被发现就偷盗行窃。因为惩罚仅仅是他每天都挨到的竹板。甚至中国王公大臣也强夺百姓的财物作为己用，因为这样做不受惩罚。当权者贪婪的唯一障碍是害怕被察觉而受影响，所以当官的都不要面子，不怕丢脸，没有公道感。
不用多举已记录在案、有关中国商人在和欧洲人做生意时精心策划的骗局，或者他们彼此交易中玩的把戏。这已为大多数国家所知，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广为人知晓。他们把商人看成国内最低贱的人。坑蒙拐骗的家伙，所谓生意不过是收买和售卖手工产品。除了大家认同的这个普遍特点外，商人中也有例外，他们在政府直接允许下做生意，与广州欧洲人贸易中一直以公平、诚信著称。这些叫作行商的人，有别于普遍的mai—mai—gin“买卖人”，堪与英国商界最优秀的商人相比。
在原荷兰使臣携带的礼物名单上有两个大机械钟，过去是天才科克斯（Coxe）先生珍奇博物馆的部分藏品。从广州到北京的漫长旅途中，它们受到轻微损害。离开京城时，他们从一个传教士那里得知，当这两个钟正在修复时，宰相和中堂用另两个很低劣而且普通的钟补足礼单，把两个大钟据为己有，或许他想在某一天以他自己的名义呈献给皇上。
这些例子清楚表明中国人吹嘘的道德品行中巨大的缺陷。但如我在前面指出，这类缺失似亦由政治制度造成，不是人民的本性和品质。登上宝座的异族君王，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法律和风俗，历代制度的一切弊病仍然保留。当权者性格可能有所不同，但被统治者的风俗习惯没有变化。
总之，这个民族总的特点是自大和自卑，假正经和真浅薄，彬彬有礼和粗鄙下流的奇异结合。他们谈话中表面很单纯和直率，暗地里却趁欧洲人不防进行欺骗。他们跟大使谈判有关宫廷礼仪的事，是他们安排这类事时耍花招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好像无意中说到不同民族穿不同服装多么奇怪，自然趁机把他们的服装跟我们的作一番比较，并且试图仔细观察我们的衣服。经过几次三番的观察，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服装更好，更方便，因为缝制宽大，不需用带子绷紧；而我们的服装，除站立外，其他姿势都必定很不舒服不便利，特别在皇帝出场，大家都按习惯真正跪拜的时候。这个巧妙而又明白的暗示，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们再拿他们的宽裙子和我们的裤子作比较，说明他们的膝关节可以自由活动，我们的膝带扣和袜带则必定有碍动作。这就把话点明，他们最后热情友好地提议我们应换掉我们的裤子，否则朝见时肯定不便行跪拜礼。
在任何场合他们都表现出所谓民族优越的虚荣心、自视甚高的狂傲。他们不是没有感觉到他人的优点，但假装看不见。尽管他们不得不利用外国人校订他们的历法和调整钟表，并且习惯每年都接受各种欧洲工艺品和新产品，但仍顽固地认为，与他们自己相较，世上所有民族都是蛮夷。广东的一名中国商人，经常有机会看见英国船，觉得比他本国的与巴达维亚和其他远方港口做生意的船要好，决定开始按英船样式建造一艘。但户部（Hoopoo）即海关税收官得知此事，不仅强迫他放弃他的计划，还因他企图采用夷邦的船型给予重罚。他们的民族性十分强烈，以至于如我在别处所说，没有一种进口货可以保留它的原名。任何国家、任何人，或任何商品，都要取一个中国名字。所以他们的语言，尽管贫乏，可认为是纯正的。
中国人之间很讲礼貌，而且十分拘泥于形式，以致稍有违背礼部订立的规矩，都被当作犯法。访问时使用拜帖，我们那里现在是文明之举，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已广泛使用，但中国客人的身份由他拜帖的大小、颜色和装饰显示，也根据受访者的身份在这些方面有所变化。北直隶老总督给大使的帖子是一张深红色的纸，足以贴满一间不大房间的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