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三个月，女儿见到我时的第一句话是，“妈妈你不会很快就要走吧”。
我说，“不会”。
她这才从我身上滑了下来。
于是我们仨，在一起度过了波澜不惊的六周时光。在这个局势起伏动荡的夏天，仿佛偷来了浮生半段。
01迷恋
我疲劳而疏懒时，就会重新阅读反复读过几十次、不用动脑子的文字，《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红楼梦》、张爱玲……这些熟悉的故事，苍凉时代里的五光十色，历史尘埃里的锦绣繁华，总是能让我迅速沉静下来。
这次我也重读了杨绛的《我们仨》。
我最喜欢的是那段在牛津的日子，喜爱其中关于饮食起居的细节。搬家时屋子的格局，杂货铺定期送来的新鲜面包，“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的红茶。年轻，清贫，战乱，去国离乡，前途未卜，但是可以在小镇上自得其乐的生活下去。
在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我喜欢作者搬到吉祥寺以后，自己打造家具、喂猫、打工、做饭的生活。喜欢绿子簇新铮亮的厨房，黄嫩嫩的荷包蛋，沾了厚厚一层芝麻的黄萝卜干咸菜。
东京熙熙攘攘，孤独的人依然孤独。不知道自己要去向哪里时，至少自给自足，洗澡刷牙，做饭洗衣，等待有一天重新链接上轨道。
在《红楼梦》里，我也喜欢黛玉对紫鹃说，“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纱屉子。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这是黛玉最接近寻常主妇生活的一段，如果她健康长大，恐怕也是要去这样管理一个官宦家庭事务的。窗明几净，重帘不卷，堂前有飞来的燕子，屋里有一缕香。
这就是我所迷恋的平淡生活。
在不安中，尽力地保持一点姿势好看。
恰如疫情中的夏天。
02回家
五月中，我们建立了一个“离沪小组”，最开始只有三个成员，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渐渐达到了三十七个人。
领头的是“小马哥”，我一位特别长袖善舞的同事。哪怕我们深陷亚马逊丛林，我相信小马哥也能即刻与当地土著部落建立友谊，带领我们重回文明世界。
在“小马哥”的指点下，我下载了“皖事通”，填写了“在沪来肥（合肥）”人员信息，请公司开了因公离沪证明，骑着自行车穿过空荡无人的衡山路做了核酸，连夜收拾了行李，把冬天的衣物寄存在酒店，把剩下的方便面、饼干、饮料、零食留给了相濡以沫数月的酒店伙伴们，踏上了去往合肥的征程。
在整个离沪过程中，我遇到了数次“枪口抬高一寸”的情况，难以忘怀。
譬如，当我去往附近医院做核酸时，我发现，没有过去48小时的核酸，我不能进入。可能因为我们酒店人少、全阴，所以检测频率很低，主要靠每天抗原自测。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死循环——因为没有核酸，所以不能做核酸。这时候保安看我做了抗原，居然让我进去了。
我们顺利驶离上海，经过江苏，抵达合肥，开始了7+3的旅程。7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
集中隔离略为艰苦，但也还好。经过三个月的隔离生活，我跟先生说，“我对什么是生活必需品”有了全新的理解。譬如我离开上海时，带了大量的垃圾袋和蚊香。
3天居家隔离期满之后，我在艳阳下，走进了合肥热热闹闹的商场，剪了头发。
在离沪14天以后，我的北京健康宝自动重获绿码，我订了高铁票，在6月3日当晚回到了北京。
回到小区门口时，保安拦住了我——我没有随身带着租房合同，无法证明我住在这个小区，不让我进。
我有北京绿码，我有48小时核酸证明，我已离沪14天以上，行程码没有星号。我符合北京市政府防疫要求，但是我不符合我们小区物业的防疫要求。呵呵。
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保安男孩抓住了我的胳膊，保安队长拦住了他，他松开了手，然后他们目送我打开了家门，看到我的女儿扑到了我身上，然后礼貌地告辞了。
我终于是到家了。
03人们
我们开始了“我们仨”的生活，准确的说，我们仨和两个阿姨。
为什么有两个阿姨？我请了一位钟点工阿姨，是因为我的长期阿姨过年回家以后，在哈尔滨被隔离了。她仅仅比我早一周才终于能够回到北京。
上海的隔离轰轰烈烈，东北的隔离悄无声息。
在我回北京后的第二天，钟点工阿姨对我哭了。她觉得自己要失业了，我们家看上去不需要两位阿姨，而隔离期间她不好找活儿。
她是典型的务工家庭，先生做装修，妻子做家政，两份收入都受到了影响。我跟先生商量了一下，就先继续请她帮忙吧。
几天以后，我的房东突然在微信上吞吞吐吐地说，他要跟我见一面。这个屋子我们住了快四年，除了按时说一声“房租已转，请您查收”，平时极少沟通。
哎，是要涨房租吧。
房东说，女儿考上了耶鲁法学院研究生，需要钱。——当年把房子租给我们，就是因为孩子出国上大学了，夫妻俩决定另租一套小屋。我看过女孩儿房间留在书架上的原版书，阅读面很广很艰深。
房东说，我是做出境旅游的，这两年几乎没有收入了。——也是真的。我们看房时，就在客厅满墙的书架上看到各种奇异的收藏，当时房东提过一句，他做旅游。那时，距离疫情开始还有一年半。
就这样，无论是阿姨这样的外来务工家庭，还是我和房东这样的中产家庭，人们的现金流发生了变化。
说完全不担心后面还会发生什么，是假的。
04我们
初到北京，有种恍然隔世之感。我还是用整理房间的方式，重新建立起了秩序感。
当我身陷上海时，化解焦虑的方式之一，就是不停地给北京家里囤积物资。待我回到家，发现2箱可乐在主卧床底下，30公斤大米在次卧床底下，冬夏的衣服混挂一气（毕竟我是冬天离家的），女儿的24色马克笔少说有三四套拆开着混用（我买得用力过猛）。
就慢慢地清理，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和这个屋子，和家里的生活建立了链接。
我们仨在屋子里，各自盘踞一角。陈老师教课，小学生珞珞上课，我开电话会议。
我开会的间歇，珞珞会来探视我，我就可以狠狠地抱一下圆圆嘟嘟的她。
我们做饭，偶尔外卖。有一天，爸爸问珞珞，你要不要把（外卖的）面条放进碗里吃。她说，“不要，这样（用纸盒）吃有一种外卖的仪式感”。
可能她觉得外卖的食物更加好吃吧。这是我在外地不能切近感受的细节，让我觉得温暖有趣。
我总是带着她去见朋友。有一次，带她去同事家玩，买了樱桃、向日葵和粉白的洋牡丹。我告诉她，因为是第一次去，应该带点礼物，但是又不必过于郑重，水果和鲜花就很合适。
我喜欢带她看到一点我理解的世界的样子。
有一天我和先生去买西瓜。
平时我们开车去，那天我说，夏天晚上散散步不好吗。
结果，我们站在集市门口，对着4个几十公斤的西瓜，纠结要不要回家把车开来。
是集市的工作人员小哥挺身而出，骑着电瓶车，把西瓜装箱放在踏脚板上，后座驮着我先生回家了。
小哥浑身上下有种利落能干劲儿，衬得我们俩很低能的样子。
我慢慢地在夏夜晚风中步行回去。我还是觉得那天晚上，比我们开着车去，更加有意思一点。
05尾声
回家以后，我还是每天十几小时地坐在电脑前，但是在间歇，可以撸猫，可以去楼下散步，可以煮一碗面吃，可以在孩子睡前讲我自己编的童话，关于两只小恐龙“恐绿绿”和“恐粉粉”的故事。
从上周开始，我还发现，我们家的猫会忠心耿耿等在屋子门口。
待我关机时，他会“喵呜”一声，从黑暗中蹿出来，因为那一刻，我怀着一天纷繁终于平息的好心情，总忍不住给他多开一盒罐头。
重读《我们仨》时，我忽然很想把这一切写下来。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在牛津时，已是二战前夕，去国离家，国运未知，谁知前路还有更多辗转起伏。
许多年以后，我希望自己会记得，我们有个吃起西瓜狼吞虎咽汁水淋漓的小女儿，我们在北京夏天夜晚，手牵着手，散步去买西瓜的时光。
是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