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你能理解我当时的心寒吗？”她在公司已经待了三年，一些同事也处成了要好的朋友，过去公司一直将“团结友爱“挂在嘴边，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她发声。倒是有一个不怎么熟的同事每天定时给她发消息，早中晚各一条，“你现在什么感觉”“你吃药了吗”“你今天有发烧吗”。后来，这位同事请假了一段时间，吴静又收到了她的一条消息：“我回家了，你这几天可以来上班了。”
不能去上班的日子，吴静每个月底薪不到2000元，她算了一下，自己和丈夫的租房吃饭开销接近5000元，老家房贷6000元，还有孩子的奶粉钱一分不能省。好在丈夫的公司还算开明，并没有影响工作，起初丈夫说要戴口罩、防护面罩去公司，还被同事们打趣拒绝，“你确诊的时候我们都没感染，你康复了，我们又怎么会有事？”
但吴静一直没有等到公司允许她复工的消息，她曾经打过12345求助，对方却告诉她，这种情况可能不容易受理，原因在于公司并没有开除她，依旧给她发最低工资。日子一天天过去，吴静再也等不下去，她拨通了领导的电话，“我要辞职”，领导甚至都没挽留她，直接回了一句“好的”。
王芳芳没有被单位歧视，但工作同样受到了影响。她在上海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珠宝柜台担任柜员，6月1日复工后，主管通知她，有过阳性感染史的员工被暂停进入商场工作，“这是商场领导的意思”。
王芳芳接受了这个条件，她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安排，但直到现在，王芳芳的上班时间依旧遥遥无期，她被临时安排在位于街边的商铺门店里。在珠宝销售行业，存在一个潜规则，借调员工不能与原员工抢单，就这样，王芳芳从主销降成了辅销，她每天的工作是在同事负责推荐产品的时候，为客人添茶倒水。
工资也一路下跌，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王芳芳的居家工资只有2000元出头，现在因为没有销售业绩，人每天在门店打卡，也只能拿4000元左右的工资，“这个薪水在上海根本活不下去”。她一次一次地拨打12345投诉，客服告诉她，这属于法律投诉，找到法律援助电话，对方称这有可能涉及到防疫过度，王芳芳最后将电话打到了防疫办，这件事又被定性为商场和公司行为，需要她自己与就业单位协调。
王芳芳彻底放弃了投诉，一天后，12345拨回了电话，询问她问题是否已经被解决，“无话可说”，她对那头说，果断摁断了电话。
“历史无阳”，这个标签第一次如此现实地摆在新冠阳性感染者面前。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2022年7月20日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28180例。这些患者绝大多数都已康复，除去就业以外，“阳性”已经深深嵌入他们的生活，水面看似平静无波，但隐藏于某个切面的回忆依旧存在，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刺痛。
上海方舱医院
无辜的感染者
许多人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感染的新冠。
没有一点征兆，4月2日，已经在家封控了十多天的刘薇突然开始发烧，一天后，她的抗原出现了两道杠，“前一天还是阴性，我也没出过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同样在上海的陈枫，在确诊之前，一家人已经居家了十余天，除了拿物资、开窗，他们几乎没有和外界有过任何接触。
发烧后，在不到70平方米的家里，刘薇单独搬到了一个房间。在同一屋檐下，乐乐见不到妈妈，她写了几封信，画了一位穿裙子、戴口罩的卡通妈妈形象，塞进刘薇的门缝里：
“妈妈：我爱你，我想问一下，你好吗？我有一点担心，如果要你去隔离，会有什么（后果）？”
“我妈生了病，我很想她快点康复。”
4月4日，刘薇的丈夫也发烧了，乐乐开始止不住地哭，她担心爸爸妈妈都要被拉走隔离。刘薇曾听同事说过，楼上邻居就是被拉走隔离，只留下孩子一人在家。她隔着一堵门，和丈夫发了微信，连用5个感叹号，“绝对不能和孩子分开！！！！！”
当天晚上，乐乐一夜没睡好，反复做噩梦，嘴里在大叫“放开我”。第二天，乐乐也发烧了，刘薇和丈夫反而松了一口气，至少孩子不会与他们分开。4月12号凌晨，刘薇一家被转运至方舱，夫妻俩达成了一个默契——不告诉乐乐方舱是个怎样的地方。“我无法想象孩子知道自己要与社会隔离后，会遭受怎样的打击。”
收拾东西的时候，乐乐穿着校服，马上是考试周，她带上了全部课本。乐乐一直沉默，直到快出发了，她突然带着哭腔，拽着刘薇的衣角，“妈妈，我害怕”。一家人走到楼下，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们，大喊：“我来拉阳人！”
刘薇赶紧捂住乐乐的耳朵，蹲下来告诉她：“你是人，不是阳人。”
上海医护转运患者
由于传染病具有极强的传播性，其病理所昭示的社会属性，往往被人们加以联想，进而对患者污名化。
新冠病毒传染性强，意味着人人都有可能在公共空间被传染，一旦被传染，有些人会被认定为“不戴口罩”“乱跑”“爱玩”。2020年初，在江苏淮安，三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曾经被确诊为新冠阳性，一时互联网上到处散播着关于她们的谣言，“出轨”“去武汉会了情人”。经历网暴后，三人都曾在医院说过“死了算了”，事情平息后，她们有人选择换掉了自己的名字。
在今年3月以后全国爆发的多轮疫情中，由于感染者数量大幅增多，网络上对感染者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一些人开始把新冠阳性感染者戏谑地称呼为“小阳人”“羊”，甚至以性别、年龄区分为“公羊”“母羊”“老羊”“小羊”，更有人将转运集中隔离人员的行为形容为“抓羊”。
对于许多新冠患者而言，是在不明原因、自身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对他们的玩笑、谴责与标签化，实际上是一种迭加在身体痛苦上的二次伤害。
迄今为止，吴静都不知道自己和丈夫的感染源头在哪儿，甚至两人的流调报告也没有得出个所以然，但夫妻俩的生活已经被“阳性”搅动得天翻地覆。吴静不敢告诉老家的父母和朋友，她的老家至今没有一例阳性，父母年迈，对新冠的认知一片空白，觉得这是会要了命的绝症。但她更害怕的是，如果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到时亲戚朋友该如何看待她，自己能否回家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在陈枫后来的回忆里，反倒是在方舱里的日子有一种平静的快乐。他和父母一起在方舱隔离，这里人多，吵得慌，但也热闹，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一样，没有人会另眼看你”。父母喜欢唠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经常不见踪影，有一回，他听见父亲和一位保安聊天，才得知对方来方舱应聘短期保安，之前是健康的，后来感染了新冠，干脆就一直在方舱工作下去。每个晚上，护士们会组织大家一起跳舞，音响放在地上，放着陈枫这种年轻人无法理解的广场舞曲，他干脆不参与，就呆看着，权当消遣。
刘薇一家先被安置在隔离点，这个隔离点此前是一个未交付的写字楼，一共14层，仅刘薇所在的楼层就容纳了两百多个单人床位，彼此间隔一米，没有能通风的窗户。这里的夜晚灯火通明，呼噜声、吐痰声、聊天声此起彼伏，乐乐睡不着，刘薇就用英文和她解释方舱的含义，她特意避开了“集中隔离”这个词，而是用cabin mobile hospital来解释。乐乐突然抬头对她说，“那这里就是我们的假家了”。
刘薇所在的隔离点厕所还算干净，但依然无法洗澡。她用盆接了热水给乐乐擦身。孩子很兴奋地说：“就像泡温泉一样！”平时，乐乐也常常和隔离点的孩子一起玩，“今天认识了哪个小朋友，她都会介绍给我”。学校的线上班会，有时需要开摄像头，刘薇和丈夫帮乐乐设置了一个虚拟背景。他们暂时没有把确诊的消息告诉老师和家长，“不能让孩子受到无谓的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