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春天还没有过去，正当全国学习张海迪典型如火如荼之时，最开始报导这一典型的新华社记者，发现一些疑点，例如张海迪叁加全国高考的分数，并非她在演说中所讲的为四百二十四分。于是他们写了一份内叁向上汇报。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看到后大发雷霆，竟训斥新华社那几位记者，"张海迪是你们发现的典型，团中央正在宣传，全国反映强烈，你们自己现在又否定，出尔反尔，还背着团中央往中央寄，你们这样做，是想干什么？"不仅如此，他还马上打了电话给新华社负责人，表示了强烈不满。但是团中央也曾收到过好几封从山东寄来的匿名信，揭发张海迪的演讲有许多不符事实。团中央尽管不信，但又担心查无实据、却事出有因；万一真有点影子呢？也担心如果写信人寄到别的单位，如山东省委，甚至寄到党中央，上面追问起来，怎么说？于是就向中央书记处胡启立和郝建秀作了汇报，后来又向胡耀邦专门请示。
当时张海迪宣传已进入了热火朝天的阶段，下一步究竟向何处深入，党中央和团中央均举棋未定。胡耀邦指示团中央，与山东省委联合组成调查组，再次仔细深入地核实张海迪的关键先进事迹，在全部落实、拿到过硬材料的基础上，就如何宣传升级，向党中央提出请示建议。胡耀邦说"张海迪宣传要经得起现实的检验，还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像六十年代初期团中央和总政调查雷锋事迹一样，板上钉钉，四脚落地。"
团中央遵旨组织了八九人"学习宣传张海迪调查组"之所以用这个名称，是担心这么一重新调查，肯定会引起基层的议论，以为张海迪这个典型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前面冠以"学习宣传"字样由王兆国亲自挂帅担任组长，他当时正患腹膜炎住院治疗，无法前往，于是由团中央宣传部刚提拔的副部长江洪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丁钢两位副组长领军；山东省委也组成七人"学习宣传张海迪调查组"，达到山东省委济南、张海迪原来生活工作过的地区和莘县，进行联合调查。
这次调查，谁也没想到会遇到完全预料不到的情况。尽管多数先进事迹得到核实，但也有的事例查无根据。有的身世说法无法证实例如她的高考分数确实未曾达到那么高，张海迪一九七四年夏天的自杀经过多人有多种说法，甚至对于张海迪童年究竟是否"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无法找到确凿的人证、物证、旁证。这都罢了，对调查组宛如晴天霹雳的却是，查到莘县县委事先派人调查的几份材料，证明被团中央任命为"优秀共青团员"的张海迪，竟然没有加入共青团的原始记录！
张海迪在农村那一段时间的团支部书记和委员，除了一两人嫁到外村之外，仍在村里的，分别写证明说未曾在他们担任团的职务期间负责张海迪入团；张海迪自己介绍的她的两名入团介绍人，一人迁往外地找不到，另一人写材料称并未介绍张海迪入团；张海迪档案袋中没有每个团员入团时都应填写、并经介绍人填写、团支部书记签字、上级团委批准的入团志愿书，只有一份当张海迪随父母由十八里铺公社转到莘县县城三年之后，转移团的关系证明，但公社团委存底的档案恰恰又没有转关系的原始存根。
两国调查组感到极为棘手，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谁都能估量这一消息传出去的后果在全国青年学习张海迪白热化的高潮中，不啻一颗重磅炸弹，王兆国和胡锦涛等团中央新班子会脸上无光，威信扫地，很有可能被党中央和元老痛责为"工作粗枝大叶，树立虚假典型，造成极其重大的不良社会影响"，他们两位的政治前程说不定都得划上句号。
到底该怎么办？调查组当时争论激烈，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隐匿不报，只限于调查组成员知道，对外严格保密。第二派则认为，纸难包住火，应该向两个调查组的主管机构团中央和山东省委汇报。山东省委调查组持前一种意见，大概他们久经官场，见多了欺上瞒下的勾当，而且山东省委作为雄踞一方的当地衙门，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都要抓，青年典型宣传在他们的全局中占不了多大分量；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和省长梁步庭又都资格不浅，此事果真要"穿帮"，担不了多大责任，最多也就是调查组长做个检讨而已。
而团中央调查组中后一种意见更占上风，这么大规模、这么高规格地宣传一个青年典型，在团中央来讲就是押上了全部信用，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从王兆国、胡锦涛到调查组副组长江洪等都是刚刚提拔、指望着前程似锦的第三梯队，经不起这种差池。联合调查人员反复争论，最后山东调查组拗不过团中央调查组，勉强同意派代表连夜回京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联合调查组负责人要求在汇报中一定要"全面、慎重"一句话，对这一爆炸作情况的严重性要设法减弱、消解。
当时王兆国仍在住院，但是对这么非同小可的事情，胡锦涛绝对不敢自己作主。他主持了书记处会议听取调查组代表汇报，并立即与王兆国通气。王与胡都感到这一情况事关重大，权衡利害，还是得硬着头皮告诉党中央，否则责任没人负；但向党中央汇报得精心推敲说法。正如胡锦涛那位出名的同乡、近代学术大师胡适所说，历史是一位百依百顺的小姑娘，只看你如何装扮她了！
经再三推敲口径后，他们向胡启立和郝建秀作了汇报，口气轻描淡写，也免不了也检讨几句自己政治上还不大成熟，工作中有了疏忽。对此事则认定为由于当时尚在文革期间，团组织在恢复之中，管理较为混乱，又因时间较久，有关知情人迁居难寻，因此未能找到张海迪入团原始材料；但根据公社团委的记载，应认定为团员。
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明白，他们的说法经不起推敲说是"文革期间管理混乱"，但别人的档案资料都在，井井有条呀！说是"知情人难寻"，又没出中国，真要想找怎么会找不到？但是这一认定，被胡启立和郝建秀等中央领导人认可，因为他们也深知如果真要查下去，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了！这件事，就在从下到上的层层汇报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团中央指派何光暐和宣传部长魏久明带着中央的尚方宝剑赶到了山东，莘县县委书记当着两级调查组负责人的面，撕掉并烧掉了那几份证词，并由他们安排县里官员重新向当事人取证，弄来新的证词那当然是能够证明张海迪确实入了团的，至少是不那么强烈的反证。
这件事，胡锦涛当时是怎么想的，无由得知。不过至少可以证明他对"事实要服从政治需要"这一条是烂熟于心的。这一次宣传先进典型，是共青团传统政治思想工作的华采乐章，也是传统政治思想工作的完结篇。他们承了上，再也无法启下；从那以后，再也组织不起来规格如此之高、规模如此之大的先进典型宣传学习活动了，后来的团中央负责人宋德福、李克强，再也不敢作次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