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困境
刚被裁的时候，张书瑶按照以往跳槽经验，预估自己会在三个月内顺利找到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但实际情况比自己预想的恶劣太多。
她在招聘软件上主动联系的近600家公司，只有十分之一给了她投递简历的机会，其中拿到面试邀约的只有三分之一，而几乎所有的面试都无疾而终。
考虑到自己的学历、年龄、未婚未育的事实，以及大厂的运行现状，张书瑶没有把目标投向一线大厂，而是务实地选择了一些中小规模的互联网公司。这意味着，她要接受30%-50%的显性降薪，还不包括公积金和其他福利的折扣。
她用两个月整理了自己以往的设计作品集和知识库，并且每次面试都会录音，在结束后反复回听，复盘自己的疏漏与不足。在这十几次面试中，她遭遇过在今年极度炎热的天气里坐地铁往返三个小时，结果根本没有岗位名额的虚假招聘；遭遇过面试官强硬的大幅度降薪；遭遇过眼看要拿到录用通知，但因为公司自身朝不保夕而取消招聘。
因为实在找不到工作，张书瑶开始投递她之前从未尝试过的外包岗位。但她知道，在互联网运行系统中，外包员工只能处于最边缘的轨道，接触不到核心业务，转正名额、薪资福利、晋升渠道也轮不到他们。一旦外包经历出现在自己的简历上，那么今后她很可能再也无法找到一个正式员工的职位。
即便如此，每月1.2万元的房贷压力让她不得不先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
但哪怕争取这个委屈求全的机会也没有想象中容易。在一次外包岗位的面试中，HR对张书瑶说，“你早就该来尝试外包了”。这句话让她内心五味杂陈：原来在别人看来，自己在如今的局势下还在争取一个正职的工作机会，就好像痴人说梦一般。
当视频面试开启之后，面试主管过了好久才接通视频，并且全程表现得心不在焉。张书瑶觉得，这就是这家公司对外包员工的真实态度：眼里根本没有这个群体。这场面试，张书瑶草草敷衍了几句，最终，她没有得到这分外包工作。
连外包的机会都没有抓住，张书瑶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没有做到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外包岗位，因为觉得委曲求全而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既然已经做出了这个选择，那就没什么好委屈的了。毕竟在这个当下，哪里还有更好的选择呢？”
同样33岁的于琳和她的老公也在这次互联网裁员潮中相继失业。从北京某互联网大厂“毕业”的她，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公司要么是给不起她原来的薪资，要么就是在用面试“骗方案”。“我觉得自己不管是从内容层面，还是产品思维、运营方式上来讲，在北京市场还是有竞争力的。但没一家公司要我的时候，我还是挺焦虑的。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自己的问题，是人家根本没那个招聘需求。”
〓于琳在大厂时的年会照片
作为已婚未育的女性，于琳在求职市场上颇感被动。但她的老公，一位36岁的资深程序员，更是几乎彻底被互联网行业淘汰。基础的技术型岗位，薪资无法与他过去的水准持平，可能有较大降幅；而总监级别的管理岗位，大多在公司高层原本的社会关系网中筛选候选人。
失业之初，于琳和老公专门找了社保代缴机构继续缴纳两人的北京社保，每月房租加社保要花掉一万多块钱。三四个月后，他们决定离开北京，回到于琳的家乡。于琳已经在家乡买房买车，回乡就业，对暂时没有收入的两人来说会减轻很多经济压力。
家乡是一座常住人口1300多万的新一线城市，但工作机会和北京相差甚远。很多公司在招聘时明确要求只要35岁甚至30岁以下的员工，于琳的老公因为“超龄”，一直在家待业。于琳则勉强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拿到合同后她发现，与前期沟通不同，这是一份单休的工作，但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调休补偿。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于琳对此大为不解，但公司说这是惯例，如果她不满意可以走人。气不过的于琳开启了漫长的劳动仲裁之路，一个多月跑遍了所在城市几乎所有的劳动仲裁监察大队和法律援助中心。但至今她的申请还没有后续。
“一旦失去平台，所谓的大厂中层，就会像午夜钟声响起时的灰姑娘，脱下华服和玻璃鞋，回到灰扑扑的环境里继续劳作、挣扎。”被裁掉之后，陈航在社交平台写下这段话。这个曾经年薪80万的大厂中层，如今投出的简历全部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面对同样无业的妻子、还在读小学的孩子，以及每个月纷至沓来的房贷、车贷账单，他陷入了极度焦虑、抑郁状态，不得不通过吃药来调节心情。
为了生存，毕业于C9高校理工专业的他，通过自己老同学的关系去某成人教育学院做老师，年薪18万。到学院报到的第一天，他看到自己的直属科级领导穿着老旧的涤纶运动服，在休息时间和同事分享人均100元在海底捞吃到撑的点单攻略。
“我过去也是能带着团队把一个产品从无到有做起来的，现在呢？在给连顺丰快递都不会下单的人打工！”他在网上的吐槽，收到了网友清一色的批评和嘲讽，有人说：“你税后80万年薪不就拿了那么几年吗？而你科长的20万年薪可以拿到退休，还能有增长空间，这就是区别。要不怎么说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呢！”
难以为继的生活
被裁员之后，张书瑶找到开发商，希望能够退房，哪怕已经交出去的5万元定金打水漂也可以，但开发商不同意。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咨询了律师，律师表示基本的风险代理费要10万元，但不保证诉讼成功。多方权衡后，张书瑶只能咬着牙把房贷继续背下去。
但有一次，她去和楼盘开发商交涉的时候，发现她所买的楼栋有一户房主成功地退了房子。这时她意识到，自己无法退房的原因，归根到底因为她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的社会关系，甚至连一个可以陪她来和开发商谈判的人都没有。她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一个身高一米五、长着娃娃脸的女孩子。
她一直想证明，娇小可爱的女孩子也有无穷无尽的能量。也因此，她在工作上拼尽全力，在日常生活中喜欢拍摄自己服装搭配的照片分享到社交媒体上。那些衣服大多价值百元左右——她一直精打细算地攒钱，从不敢过度和超前消费，只求换来一个安身之所。
被裁员后，她已经4个月没再买过衣服。“之前不是有被大厂裁掉后跳楼自杀的人吗？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懂了。谁不想好好活着呢？可谁又允许我活下去呢？”她想好了，如果真的到了不得不因为断贷自杀的那天，她要写好遗嘱，把自己的器官捐给需要的人，“我活着的时候没有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柔善意，希望死了可以让这世上有人好过一些。”
现在，她把希望寄托于上家公司在巅峰时期分给员工们的股票上，虽然这批股票已经跌得只剩一毛钱，“和废纸没有什么区别”。但她还是祈祷前公司能够起死回生，“这样这批股票还能救我一命，让我苟延残喘、多活几年。”
祝清欢则在3个月求职未果、赔偿金快要弹尽粮绝的时候做起了兼职。
她的兼职瞄准了北京现在最火热的市场需求——家庭教师。“双减”之后，北京有学龄儿童的家庭补课需求有增无减，但补课班几乎销声匿迹。于是，家长们开始潜入各大高校学子组建的家教群发布需求公告，祝清欢精准对接了其中一个家长。
这份工作的性价比并不算高——她需要一周四天往返通勤两个小时去到学生家里授课，一次授课时间一小时，能赚到100块钱，有时家长还会以“沟通孩子学习情况”为由再和她聊上将近一个小时。因为目前家庭私教没有明确的政策性规定和行业规范，祝清欢经常被白白占用很多时间。但一周400元的收入，对她来说也算是可解燃眉之急。
〓祝清欢在公司拍到的北京晚霞
除了家教外，祝清欢还开辟了第二副业，在社交媒体上做简历修改师，主要客户是应届毕业生。她发现虽然互联网大厂内外交困，但年轻人普遍还是想跻身这个行业，“哪个小孩不想进大厂啊？说白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除了手头的钱越来越少，祝清欢更大的焦虑来自于母亲。
祝清欢的父亲去世后，她和母亲各自处于独居生活的状态。因为担心对方遇到不测，她们给彼此的家里安装了摄像头，说好了如果通过电话联络不到，就打开摄像头看对方有没有遇到什么意外。一个工作日的白天，母亲通过摄像头看到了她，质问她为什么这个时间居然在家，她以请假带猫看病为由搪塞了过去。在这之后，她调整了屋内摄像头的监控视野，小心翼翼地保证自己只在监控盲区内活动。
作为山东人，祝清欢的母亲期待着女儿能有个标准“山东孝女”式的生活路径：考入家门口的体制内单位、早早结婚、儿女双全。对体制内毫无兴趣的祝清欢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把一些女权主义的标语文到了自己身上——文身，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和考公彻底绝缘。
尽管生活捉襟见肘，但她坚持没有告诉母亲失业的事，“我不想让她再跟我提考公很香这件事，我不想让她觉得我的选择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