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
王昊田曾引以为豪的事是26岁之前买了三套房。
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当时他创业赚了不少钱，直接全款100多万在燕郊买下了一套80方的二居室。22岁本科毕业的他，可谓“意气风发”——一毕业，伙同几个初创成员，在北京开了一家影视制作公司。而且经营得相当不赖。
这家公司主要投资微电影以及承接广告宣传片。最鼎盛的时候，王昊田的公司从北京一路开到成都、杭州，旗下奢侈地供养着调色师、分镜师、摄影师等全流程的员工。
事业越做越大，对未来的畅想也越来越广阔，他暗自给公司定了一个小目标——“要做一个伟大的公司”。他孵化和投资微电影，拍摄后卖给“爱优腾”，挣了不少钱。但是微电影从制作到最终平台分成，漫长的周期总有“无法预料”的风险。决定买房正是为了对冲这种不测。2016年，在他在燕郊买下第一套房的后一年，房价几乎翻了一倍。
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又陆续在燕郊买了两套房子，其中一套还是以妹妹的名义，他坚信房子是最稳妥可靠的投资产品。况且，以他当时的实力，每个月只需要2万块的月供，却能实现资产的快速增值，本身就是一笔划算的生意。
然而令他猝不及防的是，影视行业的天气说变就变了，他面临的不是投资项目的失败，而是凛冬之下整个行业的嬗变。影视行业税务风波引发行业整顿，各大影视平台生存遭遇短视频平台冲击，原先的资本泡沫被戳破，所有的人都成了裸泳者。
作为影视行业链条上偏上游的供应商，王昊田的感受更明显。2021年6月，他参与过一次一家快消品牌的广告片招标，往年光景好的时候，项目预算起码100万起，而当时快销品牌只给了40万的预算。即便这样，多家影视制作公司上演激烈的价格战，继续压价，利润空间大幅缩小。
而在此之前，他们制作的微电影项目因为长视频平台受到抖音、快手的冲击，“慢慢也给不起钱了”。各方面收入急剧萎缩，王昊田公司资金断链——供应商频繁上门索款，上百号员工薪资无法按时发放。
数百万的债务如雪片堆积上来，他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填堵窟窿。最糟糕的时候，几个债权人将他告到法院，他的第一套房被法院拍卖抵债，手上分文不剩的王昊田已经还不起近2万的房贷。停交房贷的第一个月，他试图借钱或者卖房，但都遇到阻碍。断供6个月后，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套房产被银行收走，等待法拍。
不只是王昊田所在的燕郊，2021年的郑州，无数个和王昊田经历相似的人在房贷断供边缘挣扎。德基广场做童装批发生意的李春云，一场暴雨不仅仅报废了她价值不菲的货物，还打散了她想要在郑州拥有一套房、一个家的梦想。店铺因疫情、暴雨，迟迟难以恢复元气，她被逼到断供边缘。
阿里拍卖数据显示，郑州目前有超过5万套的房产正在拍卖，这一数据在全国省会城市遥遥领先，在平台所在地的选项上，河南已被标红处理，同样被高亮处理的，是江浙、北京和广东。
“坍塌式的后果”
债务缠身、打过许多类似官司的王昊田心知肚明贷款合同违约、单方面断供将面临的所有后果。但他已经如同一个溺水的人，无力自救。
断缴房贷后没多久，王昊田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银行的贷款催交人员，房贷已经逾期了，要求王昊田尽快还款。王昊田态度诚恳地回复，正在努力想办法凑钱，一有钱立刻还上。
但他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山穷水尽了。做生意时，为周转资金，他用尽了许多小额贷款平台的借款额度，还从亲戚朋友那借了不少钱，生意失败后，资金的盘子已经无法正常流转。每个月2万的房贷，根本无力偿还。
王昊田曾想把房子卖掉还贷，但是根本卖不出去。他的两套房都位于燕郊，如果要把房子卖掉，他得先结清银行贷款，虽然可以用买方的钱来还，但贷款余额和当时房子的实际价值仍然相差几十万，找过桥贷就意味着另一笔资金成本，这是连2万月供都挤不出来的王昊田负担不起的，何况，燕郊流动性太差，很少有人全款买房，急售也有很大难度。
那一段时间对王昊田来说，是人生中最煎熬的日子。夜里常常辗转难眠，白天无精打采。每月一次的催贷电话，都是一次心理上的巨大折磨。
更让王昊田难以接受的是，他连累了妹妹——因为限购，王昊田的第二套燕郊房在妹妹名下，断供以后，妹妹也被迫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和他一样无法坐飞机、高铁，支付宝和微信也被冻结。
一般来说，仅仅一个月的房贷逾期，并不会走到房子被银行收走、法拍的结局。断供一个月，通常会有工作人员提醒还款，还会针对逾期利息罚款。三个月，会收到《提前到期通知书》宣布按揭提前结束，并要求归还全部罚款利息及复利。如果第六个月房贷仍然未缴逾期，银行协商未果，才会提起诉讼，走法律流程拍卖房子收回现金。
在此期间，如果业主能还上哪怕一期贷款，双方都有协商的可能。
而由于断供是单方面违反房贷合同约定，所有涉及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都得由违约者支付。
这对于身陷债务困境的人而言，不是一笔小数字。2021年末网络上流传着一位燕郊房主的发帖——总价426万的房子断供，被判判决后房子法拍，他需要承担利息、罚息、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合计就高达19万余元。
19万费用中就包括12万的律师费。该燕郊房主曾质疑律师费太贵，对此，《风暴眼》询问的多位律师均表示，律师费收取标准，主要是根据100万～1000万标的额4%的律师指导标准价收取，上述12万律师费，并不存在不合规的地方，而由于断供为单方面违约，所有费用自然都由违约方承担。
房产被法拍的业主还面临一个重要问题——拍卖房子并非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自身债务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房产拍卖价格依然无法覆盖掉偿还银行的成本，余下部分依然需要偿还。
上述燕郊房主拍卖完房子后，发现自己只是在为银行“付薪”打工。4年前付了200多万首付，之后又偿还80多万的贷款，最后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卖掉房子后的资金全部给银行，还不够，依然要支付40万。
这种倒挂现象多半归因于燕郊房价的大幅下跌。王昊田于2017年在燕郊买的房子是230万，到2021年，价格几乎腰斩。起拍价仅为138万元。即便如此，在第一轮拍卖时仍告流拍，第二轮拍卖时才以101万元的价格成交。
美好图景
对很多人而言，房子是人们为工作忙碌操劳后的一处歇脚地儿，也是房产大幅升值时，对未来图景的美好想象。
王昊田当初买燕郊的房子，认为房子就是最具增值价值的资产。23岁时，在燕郊全款买了一套房子后，房价节节升高，一年几乎翻了一倍。王昊田眼看房价增值迅猛，学聪明了，直接拿出做生意的闲钱，通过银行贷款置办了一套，时隔一年，又贷款在燕郊买了一套。
他回想自己当时的决策，觉得有些鲁莽。他认为自己不是个冒险的人，但是手上有些闲钱的话，很难不被当时的购房热所煽动。
2017年上半年，在炒房者和中介的助推下，燕郊的房价一度攀到最高点。王昊田形容当时热火朝天的买房场景——购房者“生怕看好的房子被他人抢走”，天天电话催促中介。
王昊田于2017年决定在燕郊置办第三套房子时，全程只花了一天时间。
燕郊离北京中心东向30公里，隶属河北省三河市，可算作最便捷地安置北漂一族购房的理想之地。2016年，燕郊从十几年前的几万人口暴涨到120多万，成长为一座“超级大型”城镇。包括燕郊在内的北三县，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超级城市圈的主要承载地之一。
2015年毕业的徐文文，也是北三县购房大军中的一员。2016年年底，工作不到一年的她，被身边的购房热席卷，决定向父母借钱买房。因为没有北京购房资格，她把目光瞄准了北三县。
她有自己的盘算：京津冀对照长三角、珠三角的路径发展，既然上海的后花园房价都可以持续攀升，深圳附近的东莞、惠州也可以沾上“超一线城市”的光，为什么北三县不可以？
她拿着父母凑来的30万首付，最终在香河县敲定了一套70平的新房。房价1万7，总价不过120万，月供不到5000元。这套房子并非自住，只是当作一次长线投资，日后待价而沽，再置换一套适合一家三口居住的大房子。
2017年3月，廊坊市开始“限购”，对于非本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一套住房，且购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50%，2017年6月，北三县进一步升级限购措施，对于非本地户籍居民家庭在当地购房，需缴纳三年社保或者提供纳税证明。
限购令重锤落下，意向购房者四散而逃，房价一路走低。据贝壳研究院数据统计，2018年起，燕郊的二手房价格一路走低，2018年跌幅为31%，到2021年跌幅几乎“腰斩”。
徐文文位于香河的房子房价从2017年买时的1万7左右，一路跌到如今的1万左右，这意味着她本来想等这套房涨起来为置换北京市内大房子的愿望破灭。
她算过一笔账，目前那套香河的房子价值大约80万，即使卖掉，也只是勉强覆盖剩余贷款。“这样算下来，相当于亏掉了所有的首付，还白白还了接近5年的贷款。”
虽然房价大幅下跌，徐文文心态上倒还平和，“买房就像炒股，当股价下跌时，最初还能接受，只是技术性调整，早晚都会涨上来，但是时间久了，就只能认亏和死扛。”
王昊田两套燕郊房产断供法拍后什么也没落下，还倒欠银行125万。因为这个昂贵的教训，他开始明白，天下没有永恒增值的资产。
直接放弃房子后，王昊田如释重负，觉得轻松了许多。对于他，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重整旗鼓，寻求新的机会，挣钱还债了。
房子法拍后留下的窟窿还有125万，王昊田在2022年初关掉了成都和杭州的分公司，继续缩减业务规模。春节前，他盘算了这一年手上的资产，扣掉所有员工工资、供应商欠款和办公租金，基本上也没剩下什么，但是好在负债没有继续增加，稍稍减轻了精神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