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云雾灵山北麓；人工种植的大片松树
从这片栽着刺槐却依然裸露的山坡继续往前走，我的眼前出现一大片人工种植的松树。它暴露了北京植树造林运动的另一个弊端：
大量种植易燃的松柏类树种，存在山火隐患。
有一年，我来到位于密云县东部的雾灵山林场，却被一个林业检查站拦住去路。后来跟周边的村民聊天，我才了解到，若干年前，相邻的河北农民到京冀交界处的森林挖草药，因为点篝火烤馒头后没有将火彻底熄灭，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山火。据当地一些村民回忆，那场山火烧了几天几夜，把山上种的松树林几乎烧光之后，火才被扑灭了。
其实，因为在松树林里用火不慎引发山火的事故，在近几年也时有发生。
在北京市与河北承德市交界处的雾灵山周边，最近几年光是我知道的三次山火中，就有两次跟松树林有关。
承德兴隆县与承德县交界处，一片被山火吞噬的松树林。树林边缘还有少量少数没有被烧死，松树林外，一大片由杨树、桦树等阔叶树构成的树林安然无恙
其中一次的起火位置位于河北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与北京密云区交界处，是我到“四县交界”的密云花园村黑谷关长城游览时看到的。后来碰到一位当地的村民，据她回忆，那场山火是有人在清明节后上坟燃烧香烛纸钱引起的，把兴隆县这边山坡上的松树林给烧了，山脊上一棵被当地村民尊为“树神”的老松树也给烧死了，大火差点就蔓延到山脊另一侧的承德县境内。
“那棵老松树可有些年头了，在我才刚嫁到这边的时候，松树就已经有这么壮的。”
老太太望着远处山脊上那棵只剩下乌黑残枝的古松，怅然若失。
“前些年村里小媳妇在那片松树林里捡蘑菇，卖了好几百块钱呢。”她叹了口气，“往后那里可没得蘑菇捡啰。”
后来我专门再次爬到那片松树林对面的山脊上，拍到了林子顶端那棵被烧死的古松。
河北兴隆县：被山火烧死的古松和它下面一起被焚毁的松树林
在回程途中，我在密云县曹家路村对面的山坡上，看到了另一处被山火摧毁的松树林。但当地村民对起火原因讳莫如深。
密云曹家路村附近，一处被山火烧掉的松树林
我相信，自己看到和听说的这几起与松树林有关的山火在华北乃至全国都并非个an，多年前，在从四川坐车前往云南的途中，我就看到过公路边有松树林被山火烧掉。
这段时间干旱的西南地区山火频发，那些着火的山林就是以松树为主要树种。
松树有油脂，太容易着火了。住在北京周边的村子里，我曾经尝试着用人家砍掉不久、松针依然翠绿的松树枝烧炕，一点就着，比一些已经干枯的灌木还好烧。
然而北京的植树造林部门并没有从这些一再发生的山火中吸取丝毫教训，在北京山区——包括雾灵山、百花山、灵山、松山等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自然保护区周边——松树、落叶松和同样易燃的柏树，一直都是最常见的造林树种。
房山某地：半死不活的树苗堆在路边，多半只能当柴火烧掉，或者成为山火的燃料
更有甚者，有些种树人还将剩下的树苗扔在山沟里，这些树苗干枯后一旦被火种点燃，后果不堪设想。
此外，成片种植单一树种，还会造成“绿色沙漠”。
早在20年前的2002年，中科院动物所的解焱博士就曾在《恢复中国的天然植被》一书中，批评了成片种植物种单一的人工林会导致“绿色沙漠”的做法。这种“绿色沙漠”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因为物种单一，“生物多样性水平极低”；由于林下缺乏地表植被，水土保持能力也很差；没有地表植被的遮盖，会导致一些可帮助分解落叶的昆虫和微生物难以生存，使得林中“营养循环过程被阻断，土壤营养日益匮乏”，又会导致小型鸟类无处筑巢，使得林中没有这些天敌控制虫害。
然而学者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重视，在北京这些年的植树造林运动中，这儿一片全种松树、那儿一片全种柏树、又一片全种杨树的做法比比皆是。
最离谱的一次，有个植树造林承包商居然在密云新城子镇辖区内的几块坡地上，用挖掘机铲除所有野生植被后，种了一大片原产于南方各省的杜仲。杜仲在冬季气温不是太低的北京市市区公园（如陶然亭公园就有一片）尚可生存，但是这一片杜仲已经不是小树苗，有的已经长到三四米高，有手腕那么粗了，估计是苗圃里育种多年却没能卖掉的老苗子，被造林承包商弄来充数的。这样大的植株本身就很难存活，被移栽到海拔比较高、冬季寒冷的地区，存活率就更低了。那一片杜仲绿色沙漠里的树，有相当多都没能熬过第一个冬季。纳税人的血汗钱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
在解焱博士那本书中，她还对植被恢复实践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而实用的建议，例如要避免使用外来物种，在种植过程中尽量采集本地物种的种子，“最好采用播种的方法”，而且要“种植尽可能多的物种”。
其实北京山区拥有非常丰富多样的本土植物，在近几年出版的系列科普图书《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中，正文部分多达550多页的北京卷是最厚的，记录了本地区常见植物共“127科565属1221种”，绝大多数都是本土原生植物，其中不乏既有重要生态价值又具有观赏价值的树种。
例如北京的两种本土椴树，蒙椴和辽椴，是重要的蜜源植物。我永远无法忘记第一次在北京山区闻到椴树花的甜香、然后看到那一树繁花的欣喜。
又如前文中提到在延庆玉渡山景区惨遭砍伐的六道木，是忍冬科的香花植物。我也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在怀柔山区闻到一股奇香后到处寻找香气的来源、过了好几分钟才发现它来自旁边一棵六道木的小白花时的惊喜。
遗憾的是，这些美丽的乔木和灌木都入不了造林运动实施者的法眼，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在北京见过一处种植椴树的人工造林项目。而六道木呢，则跟同样也是重要蜜源植物的荆条一起，成了造林运动和间伐运动的受害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一边大肆破坏本土蜜源植物，一边又年复一年地在乡村地区推广养蜂业作为扶贫项目。难怪这些项目有很多都以失败告终，蜜源植物越来越少，你让蜜蜂到哪儿去采蜜呢！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植树造林运动中存在的，相关主管部门并非没有察觉。在解焱博士的那本书于2002年出版之际，时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的杨朝飞，就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反思了中国以往的生态建设“忽视了‘天然植被’的巨大生态服务功能”等问题，肯定了解焱博士所作的研究。
几年之后，中科院植物所的蒋高明研究员在考察和研究过内蒙一些地区的生态恢复实践后，也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论述“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的重要性。
可是，随着习近平上台后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很多地方动不动就投入上亿元的资金，大搞造林运动。这样急功近利的运动式造林必然会吸引一些唯利是图的承包商与供应商。这些人与园林系统内部的官员勾结起来，只顾捞钱，完全不考虑种树的方法是否科学，结果便是花费了大量资金，生态环境不仅没有得到提升或保护，反而遭到大规模的破坏。
一些曾经到中国做过考察或研究的外国专家也注意到这种运动式造林的弊端，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兼科普作家科林·塔奇就在《树的秘密生活》中委婉批评了中国的做法，认为“大力度大规模的土地治理和植树造林，还不如放任式管理更为有效”。
可惜，专业人士的声音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捞钱热潮中显得那么渺小。习瘟猪不懂装懂用政治指挥科学的颟顸做法，无论对抗疫还是植树造林，都是灾难。
而且，在“不许妄议中央”的一言堂保护伞下，运动式植树造林也跟运动式核酸检测一样，成了孵化繁殖贪腐分子的温床。
在笔者为撰写本文而在北京山区做调查的过程中，我从一位村民口中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某些大型苗圃与有关部门勾结，通过获取所谓的“国家认证资质”，垄断当地苗木市场，一些造林承包商因此拒绝购买农民种植的树苗。那些农民没有办法，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将树苗卖给那种获得“国家认证”的苗圃，然后苗圃再抬高价格，将同一批树苗转手卖给造林承包商。
在这样腾挪倒卖的过程中，苗圃和造林承包商都通过年年种树年年死的造林运动大发横财，农民辛辛苦苦育苗种树却挣不了几个血汗钱。而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原本拥有丰富本土植物的野山，被人为搞成生物多样性惨遭破坏、满目疮痍的真正荒山。
习瘟猪原本希望通过“绿水青山”给自己打造政绩，结果却变成了贪官污吏和奸商的“金山银山”。这样荒诞的事情，出现在一个样样都是政治挂帅的时代，并不意外。
随着习瘟猪永不退休的皇帝美梦即将变成现实，北京山区这些年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口号下经历的生态噩梦也将继续下去，并像病毒一般向其他省份蔓延。
国在山河破。
（ 注：本文转载自MATTERS社区，作者：鬼撞墙，文章原题目《习大帝的“丰功伟绩”之二：“绿水青山”究竟是谁的“金山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