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警告说，习近平在20大上提拔的是一堆奴仆，而不是政策专家。他质疑说，像俄罗斯的普京一样，会有下属愿意站出来批评习近平的错误政策吗？
中共20大将在十月召开，预计习近平将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近日在《中国在线》（the Wire China）撰文，预测中共20大后在国内外政策上的走向。
他说，20大后新上任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人员组成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中国未来的政策方向。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加上中组部部长陈希和中宣部部长黄坤明都是值得关注的可能被晋升人选。
在现任总理李克强宣布届满退下后，现任副总理胡春华和现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是为数不多的可能接替总理职务的高层领导人人选，两人都具有担任总理的相关经验。
赛奇表示，鉴于习近平已经剥夺了总理的大部分权力，任命胡春华可能被视为向核心圈子外抛了一块骨头，对习近平本人没有什么损失。
“总的来说，习近平对任命的偏好是忠诚度高于专业适合性或技术适合性。这对于中国在20大会之后所面临的政策挑战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
习近平身边无人敢批评错误政策
他说，20大后，习近平身边会围绕着一堆跟他亲密、且被信任的随从，这对一人制的中国来说并非好事。
赛奇说：“这在专制政权中是个问题，尤其是在没有其它来源并允许关键信息流通的情况下。就像俄罗斯的普京一样，会有人愿意站出来批评错误政策吗？很可能没有人愿意走出习近平的回音壁。他所提拔的大多数人都是忠诚的奴仆，而不是政策专家。
“其次，由于习近平看起来希望一直保留（权力）主导地位到2035年，这就把继承问题进一步推到了历史舞台上，增加了未来不稳定的可能性。这种严重集权的个人化统治是中国在目前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吗？”
中国国内政治不太可能有重大转变
赛奇表示，所有迹象表明，20大后中国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方向不太可能有任何重大转变。习近平已经为中国2049年前的发展制定了计划，但他的思想仍然受到苏共解体的影响。习近平经常谈到苏共的倒台，他曾说，“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苏共倒台）”。
赛奇说：“习近平认为，中国（中共）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应该要同等的开放，而应该加倍消除异议，党要尽可能地广泛地扩大影响和控制，这是一种‘强硬威权主义’。”
“习近平经常提到马克思主义，他并非只是嘴巴说说。他笃信，马克思意识形态为国内和国际的分析和行动提供了指导。在习的统治下，重新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时强调了（假的）传统文化。随着经济放缓，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推动得到了民粹主义的支持，在共同富裕的口号下要求福利和解决不平等问题。习近平还诉诸于民族主义。”
鉴于上述原因，冀望北京的经济战略会在20大后发生重大转变、加强市场作用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习近平笃信私企和外企必须服务党
现在几乎所有中国国内、外的分析家都一致同意，中国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落幕，只是对增长的下降程度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存不同看法。
赛奇表示，在20大后，外界将看到，北京继续在内部和外部偏向国有部门，尽管非国有部门占中国GDP的60%左右，并提供了85%—90%的新增就业岗位。
此外，北京将继续倾向于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推动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与成功的私营企业合并。北京还会加强对私营部门的控制，入股私营企业，并试图加强党委在私企中的作用。
赛奇说：“与中共创始人以及1949年后的领导层不同，习近平并不反对私营部门——因为比如，如果他想解决青年失业问题，他就不能反对私营部门。
“但是习近平认为，私营部门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为了服务于党的目标而存在的。他和共产党对外国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持相同的态度……只要它们为党的利益服务，并且无法被中国企业所取代，那它们就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中美脱钩将继续部门间的程度各异
中美脱钩过程将继续下去，只是不同部门的脱钩程度会不同。赛奇预测，中国与美国的总体贸易将继续长期下降。
由于美国和欧盟都实行了更严格的控制，20大之后，预计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将进一步下降。
在资本市场方面的，中、美脱钩将非常困难，因为金融关系几乎到了不可能解开的程度。
赛奇说：“相比之下，人工智能和技术方面的脱钩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快速发展。北京希望成为新技术的主导者和全球标准制定者。这将给其它国家带来巨大的问题，它们将被迫在中国和西方的系统中做出选择。
“这一切导致了20大后的两个结论。首先，脱钩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制定某种形式的‘管理式脱钩’。第二，这些趋势将在华盛顿和华尔街、全球公司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起竞争。”
北京的游戏抢先制定规则及占据国际要职
赛奇分析说：“中国（中共）已经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式来缓解地缘政治风险。第一是加强与那些拒绝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国家的关系——因此北京拉近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
“第二是涉及扩大中国（中共）在全球机构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那些它感觉到美国正在退出的机构中，或者在那些不反映中国价值观和前景的机构中，比如与人权有关的机构。”
北京在扰乱国际秩序方面也是如此操作的。它一边自诩是《联合国宪章》的坚定捍卫者，一边拒绝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的监督和裁决。
同样，它也在试图削弱国际人权机制的影响，其它专制政权和中共经济控制下的政权在人权问题上跟北京是抗瀣一气。最近的例子是北京对联合国人权机构报告的反击，人权机构的报告称，中共在新疆构成了“反人类罪”。
早在2014年，习近平就表示，北京将不再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被动角色，他要求在国际机构中宣扬中共价值观，并在这些机构中寻求更多的领导职位。到目前为止，北京已经主导了联合国的四个专门机构，处理电信、航空和农业领域的标准制定。同时，它也在提高在其它重要组织中的影响力，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中共领导层已经得出结论，那些在主要行业制定技术和其它标准的国家才是大国。这就是中国（中共）正在进行的游戏。”赛奇总结说。
评论人士：中共政权危机已到前所未有程度
也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在内外危机夹击下，中共未来存在变数。
学者袁红冰说，中共现在对社会控制越来越严苛，中共党内甚至有人提出来要搞十户长制，也就是十户要有一个长官来管理，这比秦朝还严苛。这说明中共独裁专制统治，已经反动落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也说明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