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表示，中共从一开始给自己挖了个陷阱，其经济模式现在让它只剩下糟糕选择。(Jade GAO/ AFP)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即将召开，新领导班子备受关注。但无论谁入局，都不得不面临中国几十年来最困难的经济选择。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表示，中共从一开始给自己挖了个陷阱，其经济模式现在让它只剩下糟糕选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10月5日在美国《外交事物》（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络版上刊文，表达了上述看法。
中国现有增长模式成了烫手芋头
佩蒂斯认为，中共一直以来靠大量投资刺激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他说，北京现在面临两个选择。它可以选择放弃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因为尽管这个模式产生了大量财富，但在过去十年中造成了不平等加剧、债务激增以及越来越多的投资浪费。或者北京可以选择再把当前的经济模式延续几年，直到它被这些不断上涨的成本逼入更痛苦的转型。
佩蒂斯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德裔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几十年前描述的问题。赫希曼说，所有的快速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增长。不幸的是，要放弃一个之前被认为是成功的发展模式是很难的，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政治、商业、金融和文化机构，任何实质性的逆转都可能会面临强烈的机构和政治反对。
佩蒂斯说，这就是中国（中共）今天面临的窘境。中共“高投资”的发展模式原本旨在解决中国巨大的投资不足，但近四十年后，这种模式给中国留下了过高的投资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十年来，中国每年的投资额相当于其年度GDP的40%至50%，这个数字将近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全球范围内，投资通常占全球GDP的25%左右）。此外，中国的投资比重也远远高于其它高投资、迅速发展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投资占国家GDP的比例在28%至32之间。而较成熟经济体的比例仅在17%至23%之间。
佩蒂斯说，中国必须大幅降低这个异常高的投资比率，但由于它的增长如此依赖投资，如果整体经济活动不急剧放缓，它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佩蒂斯10月5日在推特上也说，中国的高投资率根本不可能持续，事实上数年前就应该降低投资。
中共高投资发展模式使其陷入更深的债务困境
中共在1970年代末开始提出改革开放时，中国在基础设施、物流和制造能力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于是中共采取了一个将快速投资放在首位的发展模式。
佩蒂斯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共先是强制提高国内储蓄占GDP的比例，以资助投资。这就意味着强制降低消费份额。到1990年代后期，国内储蓄占GDP的比重达到了50%，这是任何国家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银行系统以人为的低利率和政府确定的利率向中国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提供这些巨大的储蓄。
其结果就是由高度投资所驱动的快速增长。但佩蒂斯说，中国却面临着一个隐藏陷阱：一旦中国缩小了“其资本存量水平与工人和企业能够有效吸收水平之间”的差距，它就需要转向一个不同的增长战略，不再强调投资而要转向支持消费。至少在15年前，中国就缩小了这一差距，理应那个时候就开始侧重转向支持消费，当时其债务负担开始迅速上升。
中国的债务负担在2006年至2008年左右开始激增。自那时以来，中国的官方债务比率已从GDP的大约150%上升到GDP的近280%，这是任何国家所经历的最快债务增长之一。债务负担上升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私人投资，包括出于投机原因购买的空置公寓，以及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例如铁路系统、未充分利用的道路和高速公路，以及体育场和会议中心。
尽管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产业对中国的经济活动贡献巨大，但经济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他们能够重新控制债务的唯一途径是限制这两个产业的非生产性投资。但是，由于近年来这两个产业占到了中国所有GDP增长的一半以上，要想在不导致经济活动急剧下降的情况下限制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无论中共采取何种措施中国经济增长终将急剧放缓
为解决债务激增，监管机构去年决定让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开发商更难借款。多年来，这些开发商一直在竞相尽可能多地借款，不仅从银行，而且从客户、供应商和承包商那里借款。他们用这些资金尽可能多地收购房产，只要是房地产价格永远上涨，他们就几乎不担心面临信用风险，并且总是能够获利出售。
但由于房地产业占所有经济活动的20%至30%，房地产业的任何急剧收缩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活动大幅放缓。中共去年以来的限制措施导致中国恒大等大型地产商陷入债务危机。接下来引发房地产销售大幅下滑，房价连续12个月下跌。
佩蒂斯说，随着对中国经济放缓步伐的担忧日益加剧，北京只能以有限的方式做出回应。中共或者是迅速降低投资，接受增长大幅下降的后果，或者通过强迫持续的高投资率来维持高水平的增长，直到由此产生的债务负担激增使其难以或不可能继续走这条路。换句话说，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将急剧放缓。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10月5日发布报告说，中国面临着强大的结构性经济阻力，其中许多具有系统性特征，不容易修复。这些因素包括：过高的债务，房地产市场的萧条以及生产力和治理的失败。
他还说，中国还面临分配性问题。这是经过十多年的资本分配不当和债务快速增长所造成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