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中央全会，从未像北京进行的“19届七中全会”那样，不仅牵动亿万国人之心，而且牵动世界的人心。我发现，不少反习的海外政评，对国内挺习派乃至民众此时的心态发表了议论，其中不免有嘲讽的意思。在他们看来，习近平大势已去已如此明显，那些此刻仍不相信、甚至是不愿接受这个事实的人，呈现了某种病态。
我对此刻还有如此多华人仍不能接受习近平时代正在过去这个判断，也感到惊讶，但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我不大接受那种简单的嘲笑和批评，那就是中国人跪惯了，失去了政治强人，反而不知所措；我同意这样一个基于对人性理解的判断，那就是导致不接受习近平大势已去的基本因素是对未来的恐惧。问题是，这样的恐惧有没有道理呢？有人认为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世上明明有宪政民主的康庄大道可走，如此多的国人还宁愿接受习近平这个愚蠢的强人继续统治和奴役，毁掉他们后代的机会，岂不是愚昧和愚蠢之极吗？
我完全同意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习近平若继续掌权，对中国和世界毫无好处，而是有巨大风险。但我不能接受的判断就是，只要习近平下台，中国和世界的局势就一定能好转。我的判断是，即使习近平二十大下台，中国和世界都依然面临巨大的风险。且不说普京可能打核战，明年全球的气候灾难和粮食短缺，就有可能激发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而中国经济的崩溃，很可能会加剧这个难民危机。目前中国和海外的“蛇头”，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商机。
中国精英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认知挑战，就是中国有没有可能在足够短的时间内把国人对未来的预期稳定下来，这是后习近平时代到来的最大难题。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已经不可避免，各种过去稳经济的手段都将无效，因为整个社会的预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认为那种“只有大乱才能有大治”的传统逻辑是应该鼓吹的。有人会反驳，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已病入膏肓，无药可医。这虽然可以理解，但我相信，这个判断本身就对未来不利，也缺乏事实依据。
现在的基本事实就是，中国已经没有了支持传统造反的技术基础，那就是“星火燎原”的条件，因为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已经超过了《1984》的想象，中国也进入了后乌托邦时代，“阿拉伯之春”那样的革命，成功几率也不大。这样的格局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可能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因为这个时代拥有了过去没有的条件，那就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即时沟通和数据搜索手段”。中国精英现在缺的，是利用这些手段推动政治、社会和文化革命的想象力。
社会可能性的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如果你事先就判断不可能，判断本身就会断送许多社会可能性。这恐怕是量子物理时代必须的思维方式。因为在牛顿和爱因斯坦时代，再好的“社会安排”想象，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以电磁波的速度传递给天下所有的同代人，启发他们的反思和创意，激发他们集体行动的激情。西方乃至世界并不愿与中国脱钩，如果中国人有能力自救，就没有必要与中国脱钩。因此，后习近平时代的到来固然意味着巨大风险，也意味着一场认知革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