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五号，在中共杀人的淫威下，整个杭州城一片萧杀之气，行人也明显减少。朋友们互相招呼着就上街游行了。游行队伍从武林广场出发，到杭州城站火车站结束。路上不断有行人加入。一路上大家高喊“不要杀学生！向我开枪！”的口号，非常悲壮。这是杭州市六四镇压以后的最后一场游行。
六四后遭整肃
问：开枪后一片白色恐怖，上街的都是被义愤激怒的青年，你们都有七九运动被镇压经验，也不是初生牛犊的年轻人了，居然还敢上街，还敢要求政府不杀学生，居然还敢呼喊“向我开枪”！你说那是最后一次游行。全国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最后一次游行之后，全中国立即开始了追捕、通缉、审查，你们杭州支持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接下来有没有类似的遭遇？
答：有的。方醒华和王东海当时都上了黑名单，六四以后遭抓捕，分别被判了两年徒刑。王文彬先生因为捐了2000元，被判了两年徒刑。张根生也受到了追查。（问：这都你认识的朋友？）是。杭州是省会城市——还有宁波、金华、温州这些地方也有很多人参加到这场运动中。有一位浙江六四良心犯叫吴高兴，十年前曾经写文章统计过：1990年以后，（被判刑）一年以上的六四良心犯，被集中关押在浙江省第四监狱的就有45位之多。凡是被判劳教、拘役、管制，以及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都不在四监。（问：都没有统计在内是吗？）嗯。可见浙江的镇压是非常惨烈的。
第二部分：浙杭民运特征
身份特征：资深民主人士
问：你自己也是杭州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当然这次你们不是运动的主体，而是支持者。据当时中国人民日报大记者刘宾雁先生后来回忆，北京八九六四时，全中国大约两百个城市同时发生了民主运动，支持北京学生运动，我想知道，根据您的经验和了解，杭州的八九民运的支持者们，跟其他各地的支持者有什么不同？
答：杭州当然也有高校学生声援北京学生，但杭州声援活动不同的是，有一批老资格的民运人士，参加了八九民运。他们不是学生，是资历深厚、践行自由、追求民主的人士，这些人不仅支持学生，还参加了幕后的运作。
政治诉求：直指推翻专制
问：这些资深的民主人士，八九运动期间在政治诉求上，跟当时学生也提出的诉求有什么不同吗？
答：起点要比学生高得多。但是学生提出“反腐败”“反官倒”“开放言论自由”。“要求结社自由”，这已是学生最高的诉求。但是我们都非常明白，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推翻中共的一党专制。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便立即公开提出这个诉求，因为当时整个学生的觉悟还没有到这么高。支持他们不相对温和的诉求是为了动员更多的学生和民众参与到运动中来。所以我们讨论时也考虑，什么时候学生上街了，什么时候学生绝食了，然后根据形势的发展来推进罢市、罢工这样一些行动。作为来自七九年的民运人士，我们经常讨论的是这些问题。
问：你们的行为有点像东欧的反对党运动，像波兰啊，捷克啊，他们目标很清楚，但是手段相对温和，能谈判谈判，必须妥协就妥协，但是他们并不认可政权的合法性。
答：对，你说的非常好。
认知能力：对中共残暴性有体悟
问：是什么原因你们的诉求就这样彻底，起点就比学生的高呢？
答：七九民运人士中一部分是从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上走过来的。这批人基本上都经历过文革，早在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就经受了考验，如毛庆祥、叶航、聂敏之等，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在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中都被判过刑，其中聂敏之被判过死刑（未执行）。他们年龄也大些，他们也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尤其对共产党的残暴有比较清醒的深刻的认识。
这个政权是靠学生运动起家的，他们一定会分化瓦解学生运动，最后残酷镇压学生运动。所以在运动初期，就和学生进行这方面沟通，希望他们尽量在法律框架内行事，保护好自己。
拥有法制意识讲究斗争策略
问：您自己的在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就以公民辩护人的身份出庭为犯罪嫌疑人辩护，专业上很成功，等于是参与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整体来看，杭州参与八九年民主运动的人士，是不是跟您一样，具有某种程度的法律意识？
答：大家经常会有这方面的讨论，有这种法治意识，游行示威的自由，结社自由啊，言论自由啊，尽量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事，这样万一今后遇到镇压，我们也能用法律这个武器来为自己辩护。因此要注意运动的策略，防止暴力行为等等，这在当时都是有考量的，跟学生代表也都谈过的。所以在八九民运期间，杭州没有发生拦截火车、烧毁汽车等事件。时隔几年以后，有公安的朋友透露，在我们组织的最后一次游行中，有许多公安的年轻干警，佩戴浙江、杭州各个大学的校徽，身藏录音机，混迹在游行队伍中。他们喊打倒共产党，然后录音，作为镇压学生运动的证据。游行队伍到了城站火车站，这些假冒学生的公安干警鼓动大家去拦截火车、破坏铁轨。我们的同道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对，非常果断地宣布结束游行、解散游行队伍。多年以后，朋友们谈起此事，还是非常欣慰，在中共专制统治下，反抗运动是一种积累。在特定情况下，应该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益。八九民运以中共的残酷镇压而告终，我们的朋友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是我们也保护了很多人尤其是学生的安全。
艰难持守，前赴后继
问：我们谈谈迄今为止到目前的情况。杭州，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名字，八九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八九民运过去29年了，他们现在起情况如何？
答：民主运动从一九七六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四十二年了，总体情况肯定是不好的，投身民运，导致不断坐牢、逃亡，生活也拮据。这些人的年龄也都在六十岁以上了。比如朱虞夫先生，今年已经六十五岁，前后被判刑十六年，今年三月刚刚出狱，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从七九年民主墙运动、八九年学生运动、一直到九八年的组党活动，有一批批的朋友多次坐牢、不改初衷。但是这批人至今没有退让，一直在坚持和坚守着。有几位朋友当年是大学生，现在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特别欣慰的是，他们都出现在刘晓波“零八宪章”第一批签署者的名单上。
八九年以后有很多年轻人成为这个团队的新生力量，如祝正明、王培剑、陈开频、来金彪、徐光、杨建明、金基明、吕耿松、陈树庆、吴义龙、陈龙德、林辉。其中不少人被判刑坐过牢。2016年六月，杭州的民运人士吕耿松先生被判了十一年重刑，他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他因为帮助访民写诉状、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和组织召开中国民主党秘密会议而受到指控。另一位民运人士陈树庆先生被判十年半重刑，他的罪名也是颠覆国家政权，主要指控他在境外发表文章。陈树庆说：坐牢也是我们的工作。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
2016年对杭州民运人士的再一次残酷镇压，使得杭州的民运再次处于低潮。但是有一点我始终相信，经过四十二年血与火考验的浙江杭州的民运朋友们绝对不会放弃的！如一位朋友所说，我们必定会在中国的历史转折关头发挥我们的作用。
英雄性与悲剧性
问：这些你的朋友后来都见过面吗？
答：很多已经无缘再见。四十多年来，就我所知，也有十位朋友倒在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路上，他们是充满荆棘之路上永不凋谢的花。
问：故去的这十位年龄是多大呢？
答：走的时候有些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的……
问：不应该走的。
答：不应该走。
问：实际上就是时代的政治压迫，心情郁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