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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思维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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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在忆苦思甜大会上,他们大队的贫下中牧哈斯痛诉家史:“毕(我)三辈都是贫苦牧民,三辈没额和呢尔(媳妇),三辈孩子没有额吉(娘)。哦伯各(爷爷)捡了阿爸,阿爸又捡了毕,毕四十多岁了至今还是光棍。……多亏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8岁的小周被彻底震撼了,她当即表决心: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彻底与贫下中牧相结合的道路,为了不让贫下中牧打光棍,我坚决要嫁给哈斯。....

1965年,同学张作寒因出身不好被学校签署“该生不宜录取”的意见而辍学。为了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经过认真思考,主动提出去牧区插队落户。很快就被组织批准,落户在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德岭山公社。

据作寒说,比他先一年到达的还有一个15岁的周姓女孩,她初中还没有毕业就主动来此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

文革时,在忆苦思甜大会上,他们大队的贫下中牧哈斯痛诉家史:“毕(我)三辈都是贫苦牧民,三辈没额和呢尔(媳妇),三辈孩子没有额吉(娘)。哦伯各(爷爷)捡了阿爸,阿爸又捡了毕,毕四十多岁了至今还是光棍。……多亏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8岁的小周被彻底震撼了,她当即表决心: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彻底与贫下中牧相结合的道路,为了不让贫下中牧打光棍,我坚决要嫁给哈斯。

1968年的五一节,一辆勒勒车拉着小周的全部嫁妆:一个土黄色旧皮箱和绑着红布的套马杆,来到了“新房”——一口铁锅、一只水桶、一个快解体的碗橱为全部家当的一顶破旧的蒙古包。从此,小周脱离了知青组群体,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贫下中牧的额和呢尔。

原来哈斯是个好吃懒做、目不识丁,天天寻花问柳、不喝醉不回家的男人。而且封建思想极为严重,经常把她关在家里打得浑身青紫。

1974年的一个暴风雪的夜晚,小周因为难产大出血。等到哈斯半夜酗酒归来,她已经奄奄一息,牧民们七手八脚地把她送进旗医院,她已经没有了呼吸。

24岁的小周终于在这里走完了6年“与贫下中牧彻底结合”之路。永别了5岁的儿子,还有那重新沦为光棍的贫下中牧丈夫。

据朋友讲,文革时,呼市二轻局有个女孩大义灭亲,把自己的母亲送上了断头台。这个女孩的父亲在1957年被打成了极右分子,送到阿拉善盟的一个劳改牧场进行劳动改造。因为那个牧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他的父亲终于没有熬过1960年。她的母亲因为思夫,每天写日记寄托自己的哀思。因为内心的痛楚,她在日记中书写自己的迷惘、幽怨、哀痛,其中不乏愤懑之词。

文革来了,党和政府灌输“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鼓励青年要大义灭亲。这个女孩为了要求进步、与自己的反动父亲划清界限,义无返顾地把母亲的日记上交给组织。她的母亲因此被打成“反革命”,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10年。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再加上中共中央随后下发的三个文件,此项运动被称之为“一打三反”。)

她的母亲很快就被拉出去枪毙了。文革后,此女慢慢觉醒,天天噩梦缠身。她经常出现幻听幻觉,每至深夜总感觉母亲正在开门进屋。她惊恐万状,大汗淋漓,终因抑郁症而自杀。

我的大学同学老王和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情:“1966年夏天,我去无锡串联,那天在河边行走的时候,看见有一个老人非常艰难地推着一辆很重的板车,正要上一座桥,于是我就赶忙上去帮他推。当我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他是个地主,你帮他干啥?’这时,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差一点就要上到桥顶了,我再努一把力就帮他推上去了;而我如果不帮他推,车很快就会滑下来,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完全在依赖我后面的推力了。

“那时我所受的教育都告诉我,地主都是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一样十恶不赦的坏人。我如果明知他是地主,还要继续帮忙,我就丧失了阶级立场。尽管这个瘦弱的老人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像电影、动画、雕塑、小人书里边的地主那样穷凶极恶,但是,既然有人提醒我了,我就只能跟他划清界限。

“当我毅然撒手时,板车飞速滚下坡。地主分子被车辕击倒,满脸是血地躺在坡下。”

我的同事老李对我说:“一次我放学后去供销社买盐。回来的路上,看见一位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婆挑着一担柴火歪歪扭扭地走在路上,就连忙跑过去帮忙。开始老太婆是死活不让我挑的,可能因为我太执著,她也确实累了,便将担子交给了我。帮老太婆把柴火挑到家里的时候,我已经汗流浃背了。我一边擦汗一边犯愁:谁为我证明呢,没人证明我这‘好事’不白做了?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看到三个不同年级的同学正在往我这边张望,我大声和他们打招呼却没一个人理我。我想眼红就眼红吧,反正这‘好事’是千真万确的,我便很得意地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地来到学校,正准备去向老师报喜的时候,老师来教室找我了。老师一脸严肃地问我:你昨天放学后干什么去了?我得意洋洋地将我做‘好事’的经过向老师汇报,老师一拍桌子:你知道那个老太婆是谁吗?!我一脸无知地看着老师。老师气愤地说:她是地主,地主!你难道不知道她是地主吗?我慒了,感觉天就要塌下来了。此后大约有一个多月吧,我一直处于惊惶失措的状态之中,我不知道我会迎来什么样的厄运,尽管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它留给我的惊恐持续了多年,让我对做‘好事’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记得文革,我的小妹妹上小学三四年级时。一天,她下学后回家很晚,父亲问她,她很诡秘地说,她和几个同学在她们学校附近突然发现一个穿风衣的人,很像电影里面的特务。那时,穿风衣的人非常少,不知道那位先生为什么穿着风衣?被妹妹和她的几个同学看到,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是特务!然后她们几个就开始跟踪他,大街小巷跟踪了好半天,越看越觉得他就是个特务。她们当时差不多从下午四五点钟放学,一直跟踪到天都黑了,结果还是给跟丢了。妹妹非常非常地懊悔,反省自己没有阶级斗争的经验。父亲微笑不语,不知该如何作答,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始终处于这种炽烈警觉的情绪当中,家长也不敢劝阻。

文革初期,我的表弟在呼市十三中读书。一天他和几个同学去学校储藏室拿东西,突然间发现有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就放在那个储藏室的角落里。这是开大会放在主席台上用的,可能有一段时间没用了,上面有些灰尘。一个同学马上大叫起来了,说学校的领导是修正主义分子,他把我们伟大领袖放在这样阴暗肮脏的地方,浑身蒙满了灰尘。他这一呼一闹,很多同学也都跟着动感情了,你不动感情还不行,说明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他们当时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来,围着操场打转转,一边游行,一边高呼口号。校长、校党支部书记惊恐万状,就差给这些孩子们下跪了。后来校长、书记答应做出深刻检查,请同学们以观后效,此事才算平息。

2015-07-12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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