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知情人温藩生这样说：“为了炸开澄碧河水库，公安厅派三个人去请示韦国清，韦不直接答复，而是大声说：‘这种鸡巴事还来问我，我哪管得了这样多事！’去的三个人领会韦国清的意思是同意炸，南宁‘联指’指挥部就打电话给百色‘联指’指挥部，说请示了韦国清，‘韦国清说“这种事还来问我”，我们可以自己干了。’百色‘联指’指挥部就派人去炸了。与此同时，南宁这边通知下游的西津水电站关闸，这样江水就流不下去迅猛暴涨，很快淹了南宁。为了让水进南宁市中心，“联指”又派人去炸市内风景区南湖的埧，水流进了七星路一带。放水的目的，是为了淹死仍躲在地下水道里的人和洗清街上的血迹。”
还有“桂林老多”赴京代表杨福廷、唐玉星、李田等回忆：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筹”组织他们去南宁解放路，参观“4？22”“放火烧房子”等“罪行”时，他们看见解放路的街道，留有一人多高被水淹过的痕迹，还看到街道上东一具，西一具，约有30多具没被大水冲走的尸体，有的尸体，面部已变成骷髅，但长长的头发还粘连在骷髅上……
诬陷韦祖珍上了“林彪贼船”
韦国清等在文革中，人都杀了那么多，给活着的人制造冤假错案，就更多如牛毛了。原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韦祖珍，就是一个受害者。
1971年发生了“林彪事件”，在批林中，区党委宣布广西“上了林彪贼船”的，是韦祖珍。
文革后从知情人回忆的事实以及后来平反的情况看，韦祖珍显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韦国清，为了掩盖与林彪死党黄永胜的共犯，就给韦祖珍，扣上“林彪分子”的帽子，以表明自己是个和林彪集团毫无干系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韦国清就是广州军区政委，与黄永胜的关系十分密切，并深深得到林彪的赏识。1968年6月份，在桂林“支左”的6955部队团政委孙云魁，在长沙会见“老多”负责人杨福廷时说：“3月份广州军区已经开会，定广西‘4·22’是反革命组织了，你们不要抵抗了，抵抗是没有用的！”这不就是韦国清与林彪集团相勾结，镇压屠杀群众的罪证吗？
记得广西当年批判韦祖珍时，《广西日报》列举的罪状，不外乎有这么几条：一条讲他诬蔑广西的大好形势，说广西的生产，就像乌龟爬沙，越爬越下来；第二讲他否定广西建设的辉煌成就，回百色时，说上林县没搞什么建设，街道还是那条“五寸街”，东兰县没有什么大变化，“变化只有一个，把我家门口的大榕树砍去了”；第三讲他攻击贫下中农，说生产队的干部不行，他家的生产长就会去捉“蚂拐”（青蛙——笔者注），是“蚂拐队长”；第四就是讲他上了林彪贼船，至于如何上的？让人只看见政治帽子，看不见令人信服的事实。所以，报纸上越批，人们越觉得韦祖珍是个幽默可亲、敢讲真话实话的人，他的罪状，显然是他的顶头上司——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主持罗织的。
关于韦祖珍，温藩生同志这样回忆：
“1980年初，曾当过韦祖珍的保卫科长的南宁专区水电局副局长莫文骝，带我去见韦祖珍，想通过徐江萍与陈云的特殊关系，争取为韦祖珍平反。韦祖珍见了我很高兴，拉着我的手就讲：‘讲我是黄永胜安插在广西的钉子，哪有那回事啰，在军委大礼堂开大会，黄永胜喊“韦祖珍到了没有？”我讲“到了”，他讲“组织上决定调你回广西工作”，我讲“服从组织分配”，马上去组织部办手续就来了，黄永胜连谈话都没有跟我谈，怎么讲我是他安插在广西的钉子呢？还讲我上了贼船，没有那回事，在庐山开会，毛主席讲给林彪当主席，我只是表示同意，怎么讲我上了贼船呢？老温，我把在庐山会议的笔记本给你看，你就知道我讲的是真话了。’”
温藩生把他的笔记拿回去看后，又去对他说：“我反复看了你的笔记，你没有反对中央。”韦祖珍又一肚子委屈地向他说：“我在红七军时，就和韦国清在一起，我们是老战友，他竟这样对待我！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要我去西园宾馆开常委会，一进会议室，他就出来叫：‘韦祖珍！’我答‘到！’他说‘现在决定送你去北京，让你在北京交代问题，飞机已经准备好了。’讲完马上把我铐起来送走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把我放回来。”
徐江萍很同情他，要他写材料向中央告状。恰巧此时，中纪委五室主任张珉率领的中央工作组，来到南宁调查广西的文革问题，温藩生等便向张珉汇报韦祖珍的冤案，并告诉张珉，韦祖珍已经得了晚期癌症，本人希望在去见马克思之前得到平反。
第二天，张珉便把韦祖珍用小车接到明园饭店，亲自听韦祖珍申诉，然后向中央报告，建议为韦祖珍平反。
中央同意张珉工作组的意见，指示广西区党委写为韦祖珍平反的报告上报中央，这样韦祖珍才获得平反。但是，当温藩生在韦祖珍家里看到广西区党委的平反书时，发现写得很精糟，就对韦祖珍说：“那天我临走前，不是建议你，平反书要达到六条要求，才能签字，这个平反书，还留有‘尾巴’，你怎么就签啊！”韦祖珍说：“唉，老温呀，我看见有‘平反’两个字就签字了，因为我等了这么多年，高兴啊！”
当韦国清被撤掉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政治局委员时，韦祖珍已经住进了解放军303医院，他的夫人带老温去看望他。
老温在病床边把韦国清被撤的消息告诉他，问他：“这个好消息你高兴吗？”韦祖珍用几乎听不到的微弱声音说：“高兴……”，就再没有气力说话了，只把手竖在床上和老温握手。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握手，第二天，韦祖珍就与世长辞了。
广州军区（韦祖珍原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广西军区、广西区党委要为韦祖珍开追悼会，可是，在区党委写的悼词中，连韦祖珍在长征中当过红军师长都不写，韦祖珍夫人就不同意开追悼会。为此，广州军区政委亲自来南宁说服韦夫人：有意见可以提，追悼会还是要开，希望要以大局为重。
要为韦祖珍开追悼会了，老温问韦夫人请不请韦国清参加？韦夫人愤恨地说：“不请！老韦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开追悼会不要叫韦国清去！”所以，在韦祖珍的追悼会上，有邓小平、中央军委、国防部长等等送的花圈，唯独没有韦国清的花圈。
为了推卸责任保护自己，把下级当作“人肉盾牌”，是韦国清的一贯伎俩。例如1957年“反右”前，徐江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的副院长，那年自治区人大会议的检察工作报告，本来应当由检察长林方作的，林方不作，让他来作，这个报告是别人写的，写好后又经过韦国清看过批准同意的，他只是在大会上宣读，可是后来却因念这个报告，被这个报告的批准者韦国清打成“右派分子”。
不让路就判你十年
《乔老爷上轿》是文革前有名的戏曲，文革时候，南宁的一个“4·22”画家借题发挥，画了一副漫画叫做《韦老爷上轿》，于是“国清同志”就有了一个出名的绰号“韦老爷”。从下面我的一个好友、广西文联原办公室主任×××讲的一件小事，足可以看到“韦老爷”的威风，可能不止八面。
文革期间，韦国清和贺亦然坐小车去百色，途中有辆大卡车在前面开，那时百色因地处山区，经济又不发达，公路狭窄，路面都是土石的，汽车开起来，烟尘遮天蔽日，韦国清坐在大卡车后面的小车里，自然很不舒服。可是，前面那个卡车司机，不知是路面小呢？还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吃不得土？还是年轻气盛，对大官看不顺眼？无论后面小车的司机怎样按喇叭，他就是不让小车超过去。
这可把韦国清气坏了，到了百色，就打电话回南宁下令追究。那个司机也真傻，车屁股上挂着牌子，还跟大官作什么对啰？结果被判了十年徒刑，文革以后也没有放出来。不过，那小伙还真是一条梁山好汉！
2010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