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搜集这些普通死者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几年以来，问过我这个问题的不多几个人中，有文科大学教授，也有一般的文革参与者。问这个问题的人，是在某种程度或者某个方面赞赏文革的。我还没有正面地详细地答复过这个问题，因为一则没有机会，二则觉得我所写的一篇篇文革受难者列传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三则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身是需要质疑的。也就是说，我会反问：为什么普通人死者的故事会没有什么意义？孙历生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她和大量像她一样的普通人中的文革受难者，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三十多年来从来不准记载和报告。而且，像王蒙这样的作家，从小和她熟识，却用了很大的努力，在其小说中使用了从"庄子梦蝶"这样的高雅典故到"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这样的通俗比喻，涂抹在文革往事表层，淡化孙历生式死亡的血痕。以致我们也许应该先提出另一个问题：抹去普通人中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会有什么意义？
孙历生，女，1934年生，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夏天遭到该校红卫兵的野蛮殴打和折磨。1968年她被关在学校中"隔离审查"，7月12日吊死在校中，时年34岁。
小说《蝴蝶》中的人物
1996年，在调查中，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她在1950年代初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读书，有一位老师名叫孙历生。在文革后，她听说，孙历生老师在文革中自杀了。她为孙老师很难过。但是，她不知道孙历生老师是哪一年死的，也不清楚死在什么地方。她至今清楚记得孙老师教学生唱歌的样子。她说孙历生是一个很美的人。另外，她还听说，作家王蒙的小说《蝴蝶》中的一个女性人物，就是以孙历生为蓝本写的，孙是王蒙妹妹的同学。
《蝴蝶》是19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中很出名的一个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重要人物是一个在文革中被"斗争"而在文革后再次身居高位的共产党老干部，围绕以三个女性角色。女性人物之一名叫海云，1949年时是女中学生，单纯热情，向往革命，在共产党进入北京掌权后，和这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结了婚。他们有了一个孩子。1957年海云因言论被划为"右派份子"后，她的高干丈夫和她离了婚，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海云自杀，她的高干前夫遭到残酷"斗争"并失去了官位。在文革结束后，他恢复了原先的高职位。
小说题为《蝴蝶》，取义于著名的庄子梦蝶的故事。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梦醒之后，不知道是胡蝶存在于庄子的梦中，还是庄子存在于蝴蝶的梦中。对小说的主人公共产党高级干部来说，则是对在文革中被"斗争"的经历和眼前的恢复了高地位之间对比的感触。对海云在文革中的遭遇，没有作具体的描写，只是简单提到她自杀了，因为被打。小说没有提到在哪一年自杀，也没有提到在哪里死亡。所以，无法从小说中了解她的原型孙历生在文革中的具体遭遇。
这也是那一时期发表的作品的共同特点。在毛泽东死去两年后，肆虐十年的文革终于被权力当局否定了，但是同时被权力当局硬性解释为是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罪恶，而不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人毛泽东的罪恶。虽然文革被否定了，但是当局禁止发表任何越出他们的解释的别的对文革发生原因的讨论。
很明显，如果要推行对文革性质的这种解释，必须少提或者不提文革的具体事实，尤其是不能提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受难者的悲惨遭遇。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平反文章，都有级别限制，都必须是《蝴蝶》主人公的"副部级"或者更高。孙历生这样的中学老师是被忽略的。小说是虚构文学，应该有比较活泛的表现余地，但是实际上，综合观察那个时代的所有小说，可以看到在虚构领域内，也仍然是被权力当局关于文革的权威结论紧紧束缚的。
文革才一结束，文革的历史已经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了。王蒙在《蝴蝶》之后发表的另一中篇小说《相见时难》（1982）里，提到文革重大事件的时候，在时间上与事实相差数月。11年以后，在1993年这个小说收入装订精美的多卷本《王蒙文集》的时候，仍然没有纠正。这也许并不奇怪。既然清清楚楚的文革罪责可以从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身上推开，把文革历史事实的时间弄错几个月，不会被重视。
我那时已经了解到，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女士，在经过了红卫兵学生三天的毒打和折磨后，在1966年8月22日在校园中死去。但是，我还不了解这个学校中别的被迫害致死的人。我曾经跟这个学校的一个人谈话，但是没有谈完，这个人就在激动之中挂断了电话。
后来，我从别的学校的老师那里了解到，文革中女三中还有三位老师被迫害而死。三位老师中，数学教师张岩梅是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和殴打后，上吊自杀的。另外两位老师，名叫方婷芝和孙历生，是在1968年被关押"审查"的时候自杀的。方婷芝在学校门外撞死在公共汽车上。孙历生上吊而死。
这样，我知道了孙历生老师是死在女三中的，死在1968年。但是，我也没能找到"关系"在女三中的档案中查找她的死亡日期。她的死亡日期应该记录在学校的档案里，但是查阅档案记录是不被允许的，除非有特殊"关系"可以找到人帮忙。
一个在五十年代上过孙历生课的学生说，孙历生老师是一个外形和气质都很美的人，后来成为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所写的小说《蝴蝶》中的一个人物的原型。那个人物有和孙历生相似的经历：一个参加了共产党革命的年轻的知识女性，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和丈夫离了婚，在文革中自杀了。小说描写了那个人物的单纯和善良，但是对那个人物的死只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说当然属于虚构文学，作者可以编排自己喜欢的情节。问题在于，在文革中这样的众多的死亡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然而，沙坪、张岩梅、孙历生、方婷芝和其他老师在文革中的死亡，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允许清楚地记录下来或报告出来。于是，孙历生、沙坪们的死亡，以及这种死亡的异乎寻常的恐怖性，被掩盖被忘却了。在王蒙同时期发表的另一小说《布礼》中写道，共产党像是母亲，母亲有时会错打了孩子，但是孩子决不记恨母亲。这一比喻也多次出现在当时的官方报纸上。这一比喻被官方用来解释和定性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并指示普通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身受的迫害。这是一个什么文学化的比喻？孙历生和沙坪们的惨死，以及北京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可以作如是比喻吗？这个比喻意味着对生命的轻蔑还是对权力的迷狂？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关于文革的文学描述，也就是后来被称作"伤痕文学"者，在当时起的作用以及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读者们排队购买文学杂志，含泪阅读文学作品。在长达12年的压迫之后，在这些作品里，文革的暴虐终于第一次被描写和否定了。然而，"伤痕文学"实际上浅尝辄止，没有被允许深入和发展。《蝴蝶》一类作品就此成为《伤痕文学》的顶峰。对文革的揭示不但没有能再往前进，很快就被这种"父母打孩子"的说法压倒淹没了。非常明显，这种说法要求人们不要追究文革的罪责，特别是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理论的罪责。同时，为了防止追究罪责，就要淡化文革的罪恶。要淡化文革的罪恶，就要禁止纪录文革历史，特别是关于受害者的遭遇。
1957：划成右派、离婚和强迫劳动
笔者继续设法寻找认识孙历生的人。多方探寻，笔者找到了孙历生的女儿，作了很长的谈话。
从不同的人们的叙述中，在笔者所了解的文革和文革前的历史背景上，一个已经被害死三十多年的中学教员孙历生的人生，渐渐地从迷雾中显现出来。
孙历生在1934年5月24日出生。她的父亲是个中学校长，母亲是家庭妇女。孙家住在西四三条小绒线胡同，是自己的房子，一个虽然不大但是整洁舒适的小院。王蒙家和孙历生家是邻居。王蒙的妹妹和孙历生从小是同班同学。因为这种关系，王蒙了解孙历生的故事并将其写进了小说《蝴蝶》。
1949年时孙历生是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接触了共产党员，很快成为第三女子中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52年孙历生高中毕业，留校工作。有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来这所中学宣传讲话，认识了孙历生。孙历生18岁那年和这个比她年长二十多岁的高级干部结婚，很快有了两个女儿。1956年，她被保送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她正在党校学习。去党校学习本来是要给她地位提升的机会。但是，在毛泽东后来自称的"引蛇出洞"鼓励人们批评共产党的时候，她说了一些批评上级领导的话。那时候她的丈夫在苏联访问，因此她被蒙在鼓里，没能了解中共中央的计划──由鼓励"提意见"突然转向，把提出批评的人统统划成"右派分子"。她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共产党。
孙历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她的高级干部丈夫按照共产党组织的决定和她离婚。在决定离婚到正式签字期间，她怀孕了。她是大著肚子去签离婚证书的。离婚后，她的前夫在"组织"的安排下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
王蒙在《蝴蝶》里描写的是"海云"在成为"右派分子"后自己要求离婚，没有说是"组织"强迫他们离婚的，也没有说是身为高级干部丈夫要离婚。显然这样可以避免触及"组织"缔造的无情的制度和无情的理念，这样也把"海云"的不幸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为她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组织"所强迫造成。当然，这是小说，作家不必一定按照模特儿的事情来写。但是，他写的不是平常年代的家庭婚姻，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中的人的遭遇，往哪一个方向改变原型人物，包含有作者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在内。
孙历生被送到"天堂河"农场"强迫劳动"。这是北京远郊区的一个劳改农场。"反右派运动"后，大批"右派份子"被强迫离开工作单位到这类农场。一位在"天堂河"附近的另一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告诉笔者，在"天堂河"集中了一批女性"右派分子"。
文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前部长在文章中承认，1957年把55万人划成了"右派分子"。有学者认为数字远远大于55万。但是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孙历生的第三个女儿出生在1959年1月，是在"劳改"时出生的。那时候她已经离婚，这个孩子也就一直没有父亲。她的三个女儿，包括没有父亲承认的最小的女儿，都被送到孙的母亲家里，以后就一直由她的母亲带大。
孙历生的大女儿曾经到孙历生所在的劳改农场去过一次。她记得妈妈住的大棚子很黑很脏，到处有蜘湟BGB0001I，妈妈睡的床是一根一根没有刨过的木棍钉起来的。有一个人躺在床上，身上裹着纱布，是被卷进机器绞伤了。那个人显然伤势很重。孙历生在喂饭给这个人吃。
孙历生在劳改农场得了心包炎。两年以后她被允许回到女三中。1961年是大饥饿时代最严重的一年。非常明显，这个大饥饿是1958年的"大跃进"直接造成的。但是在1957年的如此大规模的如此严厉的对一切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人的镇压，不但使得疯狂荒谬的"大跃进"无人反对，连随之来到的大饥饿也无人调查和记录事实。
人们在挨饿，即使在相对得到种种优待的首都北京，很多人因为严重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孙历生回到学校也没有被允许当老师。她在学校的地窖里种蘑菇。当时饥饿如此严重，学校必须设法生产食品以自救，就把"右派份子"分派做这样的劳动。她在"摘帽"以后，才到学校的资料室工作，直到文革。
在劳改农场，孙历生认识了一个和她一样被送去劳改的"右派份子"。那个人和孙历生同岁，也是个中学教员。他们结了婚。孙历生第二次结婚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孙历生回到女三中工作后，和她的丈夫以及第四个女儿住在一起，离她母亲的家不远。她的丈夫在北京第31中学工作。
1966：脖子上挂著砖头在玻璃渣上爬
1966年文革开始。8月，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运动兴起。短短几个星期内，红卫兵由零星暴力攻击发展到大批打死人。
毛泽东给予全国红卫兵免费交通和食宿到北京来"革命大串连"。北京的市民被动员招待外地来的红卫兵。1966年8月12日，佳木斯第六中学吃了孙历生母亲蒸的菜肉包子以后，抄了孙历生母亲的家。他们搜出孙家的房契，说这是"变天账"。他们把孙历生母亲的头发全剪掉了，又打她，还把孙历生从女三中揪来一起打。红卫兵说要搜查私藏的黄金。他们砸碎了孙家的家具，又把天花板全部捅破了，接着又掘地三尺。孙历生的前三个女儿随姥姥住。最小的女儿看到红卫兵挖的坑快有她的身高那么深，以为红卫兵掘坑是要活埋她们，害怕极了。
孙历生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一个和善的老太太，照顾著三个小孩子。只是因为她有自己的房子，被打得不能走路。抄家过后，家具都被打碎了，房子里挖了很多坑。她们只好把木板架在坑上睡觉。
这并不是孙家特别的遭遇。在离孙家不远的小绒线胡同25号，有一个叫梅梅的十来岁的女孩子，她的父母都被红卫兵打死了。这是一个不长的胡同，在1966年夏天有近十人被打死。8月，北京有自己的住房的人，几乎都遭到类似的遭遇。还有相当数量的房产主被活活打死。在红卫兵的暴力攻击之后，他们交出了自己的房契。随著红卫兵的行动，中共中央在1966年9月24把住房收为国有。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卫兵行动和政府行动的关系。
这个行动的结果，是北京有52万间私人房屋被"收归国有"。没收这些房屋是否需要殴打甚至残杀孙历生母亲这样的老人，是需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对根本没有反抗的人民，权力当局实行这样的迫害，是另一层犯罪。这种由当权者组织的大型犯罪行为，需要有特别的称呼，以区别于一般的由个别人或者小型犯罪集团实行的犯罪。
女三中校长沙坪在8月22日被打死。沙坪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连续四天被关押在学校中遭到毒打和残酷折磨，直到被打死。在沙坪被打死的过程中，孙历生一直是"陪斗"的人之一，因为她是老师，而且是"右派份子"。"地富反坏右"，所谓"五类份子"，文革前就是打击对象，到了文革，有新的"敌人"也被加进了革命铁锤下的铁砧之上，对旧有的"五类份子"来说，发生的是所受压迫的升级。
女三中虽然是女校，只有女学生，但是该校红卫兵打人非常凶猛残酷。沙坪被打死，还有校外的"牛鬼蛇神"也被抓进学校里打死。（关于沙坪之死，请见她的条目。）
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曾经把一根细铁丝两头都拴上两块砖头，挂在孙历生的脖子上。这还不够。他们还打碎玻璃瓶，把玻璃碴铺在地上，强迫脖子上挂著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和别的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扎进他们的膝盖和手掌，鲜血淋漓。
这样的残酷的细节，一直是在关于文革历史的文字记载中被回避被忽略被隐瞒的。以致当笔者在1995年发表文章公布这样的校园暴力和杀戮的时候，一些长期研究文革历史的西方学者大为吃惊。其中一个教授问笔者，他也作过调查，却从未听说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教授质问我到底访谈了多少人，写出的这些故事是否可信。实际上，他们的疑问清楚地表明，人民所经受的迫害，在文革当时和文革后的许多年里，一直没有被报告。正因为此，西方的一些学者便想当然地认为红卫兵运动类似西方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
文革的血腥残忍的历史记载的缺失，使得关于文革的评价和有关争论失去了基础平台，因而悬空，模糊，似是而非。
孙历生被"斗争"，被剃"阴阳头"，头颈上挂了四块砖头在玻璃渣上爬。真的很难想象孙历生和她的母亲是怎么熬过1966年夏天的"红色恐怖"的。在北京，经历过这样的折磨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在每一条胡同，每一所学校都有。在全国，当然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