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给身陷运动之广大中国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对于后代子孙了解中国历史的最阴暗一刻，亦有着绝妙而深远的启示作用。
那个时期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衷心信仰共产主义，对于毛泽东，更是五体投地地崇拜——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成为人们心中的宗教。很多人们忘我地劳动，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皆为有此信仰所支撑。然而，善良的广大人民群众不知道，一场由毛泽东发动的残酷政治斗争，正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酝酿中，最终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浩劫。
“批评与自我批评”惹的祸
“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毛泽东倡导的（出自毛泽东对《关于检查官僚主义的决议》）。而正是由于一次来自党内的正常的批评，使得毛泽东决意最终发动打倒与他意见不同的刘少奇的群众运动——文革。请先看以下记载：
从1964年开始，他（按指毛泽东）授意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抓意识形态的大批判斗争。1月19日，常委会开会，毛泽东说：“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说：“四清”是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好。毛泽东一愣，很不高兴，很不满意，也很生气，陡然扔出一句话：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王波2012年2月13日悦博副刊57期）
既然是党内讨论，应该容许有不同意见。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刘少奇的观点与毛泽东不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刘少奇当着与会代表的面，直接与毛泽东的观点商榷，这本来是毛泽东所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体现，它能让党内同志看到领导人坦荡豁达之胸怀，正是营造一个真诚开放的政治氛围的大好机会；平心而论，刘少奇的判断更接“地气”，而毛泽东不但不与对方商榷，竟不容分说地扔出了“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之断语，将意见分歧定下了敌我矛盾的性质，这就为他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运动，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这种定性之法，是很霸道的，它能给对方造成一种很大的震慑。就在中共中央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怒吼，展现得淋漓尽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在同志之间公然要打倒对方——若不告诉此话的出处，敬爱的读者，您能想象这是伟大领袖的语言吗？
当然，作为一位领袖，毛泽东更多时候会摆出一种虚怀若谷、宽宏大度的姿态。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他建国后，还教导党员们：坚持正确路线，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而事实不幸证明，毛泽东自己，恰恰是不能稍加触碰的一只“老虎”，恰恰因为盛怒之余，他开除了与其意见相左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党籍，并使全国数不清的人们陷入了“杀头”、“坐牢”、“罢官”、“老婆离婚”的悲惨境地。
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五不怕”，是毛泽东对全党的激励；而这种批评精神若是对着毛泽东自己，那么，则对不起——“动一个小指头”打倒就是了。这就是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奇妙逻辑，亦是其心口不一、出尔反尔的品质特征的鲜明体现。
侧面迂回
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煞费了一番经营。这次对刘少奇，已经不像历次打倒“反党集团”那样轻而易举，更不像对“彭德怀俱乐部”那样具有强大的威慑力。由于在大跃进中的严重失误，和反对彭德怀以后继续推行错误政策，已经给国家造成极大损失，毛泽东本人的威信在党内开始降低；而在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调整下，国民经济免于下滑，因而刘少奇之声誉提高，是自然之理。笔者儿时就常常听到“三年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街头巷尾之言（这十一个字，来源于毛泽东自己对刘少奇的多次赞美）。因此，宣称“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对方的毛泽东不敢轻易对自己长期称赏的刘少奇发难。林彪就曾经生动地描绘了毛泽东彼时的焦急心理：“这样下去，人家就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面对自己在大跃进中闯下的大祸与来自党内的质疑，毛泽东或爽快承认错误，获得人们的谅解；或为了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打倒。他走了后一条路。他选择了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作为突破口。而对于彭德怀，毛泽东其实是最觉理亏的。在1965年私下约会已被打倒的彭德怀，他已透露出了这一心态：“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作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性格强势的毛泽东，居然在被自己定性的“反党集团头子”面前羞羞答答承认“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而明知真理“可能”在彭德怀一边，却偏偏以彭德怀为文革突破口，以真理的名义来发动、激励人民，这一举动，反映了毛泽东的阴暗心理和孤注一掷的赌博心态。此时，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做好了“摔得粉碎的”的心理准备（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
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先从对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批判开端，这是一种巧妙的曲折迂回之策略。先由姚文元受命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日上海《文汇报》），蛮横攻击吴晗是要搞什么“翻案”。而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与陈伯达等人谈话时，则直接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之批判吴晗要为彭德怀翻案的隐秘目的为何，全国的党员们，对此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全国人民了。可怜的冤大头吴晗只不过是毛泽东寻找战机的一个突破口而已。
以彭德怀为突破口来搞运动，毛泽东此刻已经为他的文革悲剧埋下了种子。如毛泽东自己所预言：历史将证明真理在彭一边，那么，他发动文革时，已经是理不直，气不壮，只能用搞得“天下大乱”之非常手段来乱中取胜了。文革中那些非理性的、暴力的种种行径，当然含有诸多因素，其中，毛泽东由于底气不足，心虚理亏，而急于发动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斗争，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接下的斗争矛头直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之“三家村”的全国性批判运动，使国人吃惊不小，但是人民是永远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的；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社论出现时，毛泽东正悄悄接近他的目标——国家主席。
用直接拿下彭德怀的震慑之法来对待刘少奇，毛泽东已经不自信了，但思维灵活的战略大师毛泽东，对于自己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的威望，还是十分自信的。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发动那些从呀呀学语起、在课堂上就视毛泽东作为圣人的广大青年学生，用搞得“天下大乱”（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的方法，并以文化革命的名义，来打倒对手，这是屡屡用人民战争方法立于不败之地的毛泽东突发的奇妙灵感。
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吹响了文革的号角。1966年2月7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内容略），强调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而后被毛泽东授意下的《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否定了；紧接着，5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一“反党集团”，确定文革的斗争方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此刻举国上下如醍醐灌顶——彭真等政治局委员已经被揪出来，看来文革的目标大体实现了；而谁也未曾想到一条更大的鱼——刘少奇在等待着毁灭的命运呢！
此刻，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人们感戴伟大领袖——为使他们“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毛泽东洞察了彭真反党集团搞复辟的大阴谋。这次揪出“彭罗陆杨”，更大提高了毛泽东在国人心中的威望，为“揪出”刘少奇，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突然袭击对待刘少奇，毛泽东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1966年5月16日，在授意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他把领导文革之事托付给刘少奇等人负责，自己早已巡游南方、畅游于长江了。在运动如火如荼、紧张无比的情况下，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理应坐镇北京，亲自掌舵，而他却在畅游长江水的“闲庭信步”之中，蕴藏深沉的谋算——他等待着刘少奇“犯错误”的时机。至于刘少奇犯什么“错误”，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身在南方的他，深沉地赋诗一首《有所思》，其中有云：“凭栏静听潇潇雨”——不管刘少奇怎样主持领导文革，毛泽东都会找出他的错，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两个月以后，毛泽东露面了，他回到了北京。以伤感、愤慨的语气说道：“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而事实是，在一片混乱情况下，刘少奇不过派了工作组，去遏制失控的局面和内乱的苗头而已。此刻，刘少奇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欲打倒自己。他对学生们颇为困惑地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得知了南巡归来的毛泽东的盛怒态度，刘少奇急忙去毛泽东住处，欲意汇报解释，这时他被告知毛泽东要休息，吃了个闭门羹。毛泽东托辞休息拒见刘少奇之举，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它表明，毛泽东对长期和他共事的战友的决定性打击的时刻马上就要来到了。
毛泽东在本年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锋芒突指刘少奇，终于露出了他揭露走资派的真实目标。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站立的刘少奇被冷落在一边，无异于被预判了悲惨的结局；而毛泽东在此刻仍然在玩弄迷惑着昔日的战友，他主动找刘少奇谈话，要对方“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要刘少奇读几本书，介绍了德国学者海克尔写的《宇宙之谜》，法国哲学家、医生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和汉代的《淮南子》——完全是一种老朋友的亲切姿态。
然而，一向用兵如神的战略大师毛泽东，转瞬间，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之魄力，对刘少奇作了最后致命一击。7月18日，江青等组织批斗刘少奇大会（毛泽东人在幕后，给人全不知情之感），紧接着，于10月13日至31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神奇的速度，在中共8届12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安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永远开除出党”。毛泽东并默许党刊党报对他自己曾经高度评价过的刘少奇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发表）大力批判，直至刘少奇的悲惨死亡，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对国民的大忽悠
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引发了一场恶性的全面内战。在最高层，毛泽东夺了刘少奇的权，在九州大地的基层单位，夺权的恶战亦如火如荼展开。各个阶层之人，都亲眼目睹或经历了对权力争夺的大浩劫。权力，是对人性的一种大诱惑。尤其是那些对权力本来就憧憬渴望之人，为夺取“革委会”权力，不择手段，丑态百出。毛泽东对于刘少奇之夺权的不由分说的野蛮、残酷态势，深深影响了文革运动的走向。在国民之争斗、夺权过程中，明察暗访对方出身者有之，抓住对方话语失误、无限上纲者有之，互相谩骂、势不两立，乃至大规模武斗者有之。竟使得很多地方局面无法控制，最终动用军队，以“军管”的形式才平息下来。而一贯以斗争方式解决问题的毛泽东，最初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兴奋地说：“现在打死几个人（黎按：岂止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指林彪）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还说，“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1967年7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时谈话）毛泽东对生命陨落之冷酷态度，以及对天下大乱之过节般的欢喜，正暴露出了文革的毫无人道的本质。
刘少奇倒台后，毛泽东打倒了众多的战友，包括由他首肯的、在党章里写下的接班人“亲密战友林彪”。在临终前的一段时间内，他意味深长地把其侄子毛远新作为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并有心让其妻子、政治局委员江青做党中央主席（美国学者揭秘：毛泽东晚年曾考虑过让江青继位——来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张雄）。但毛泽东深知，江青“积怨甚多”（1974年11月10日毛泽东告诫江青语），他也应深知将最高权力交给江青会带来什么后果，因而未能施行，怀着难言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此刻文革的大忽悠本质在深知内情的国家领导高层已经难以掩盖了，毛泽东非常信任的接班人华国锋，审时度势，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带有严重暴力特色的文革，最终由暴力（武装逮捕四人帮）方式终结，耐人寻味——极端的行为必然会得到极端的回报。毛泽东带领国人以极左的方式大批孔子的“中庸之道”，最终在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面前败下阵来。
毛泽东在文革中指示全党、国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而恰恰是毛泽东自己，在大跃进中闯下大祸后，使用各种不光彩手段，以“反党”、“复辟”等罪名，打倒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以至于国民经济到达崩溃边缘，在所不惜——凡此所为，损害了中国人为人之基本道德，也违反了党纪国法。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性格，对国家、社会的影响，非同一般。文革中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口是心非、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种种恶行，皆与毛泽东对他的战友、同胞的冷酷无情之行为影响有关。
在文革中，毛泽东送给那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以“革命小将”的荣耀，纵容他们的抄家武斗诸种行为；夸张工人、农民最有知识，赋予他们以进驻学校、管理知识分子的权力；并创造出凭贫苦出身，推荐工农上大学的空前绝后的制度，使得亿万国人相信知识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竟成为共识……以上违反人情之举动，皆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国人的大忽悠，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是登峰造极的。这一大忽悠，为“焚诗书”、“愚黔首”的秦始皇所自愧不如；更让在“斧声烛影”后荣登帝位的宋太宗望尘莫及。毛泽东在文革所作所为，极大地破坏了诚信之基本准则，制造了大量假话、空话、大话；当今社会如欲将“假大空”之恶习遏制，肃清文革之余毒，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也。
文革期间，毛泽东被赞誉为“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而且是“伟大导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空前创造。中国古代帝王，作为一国之领导，大都以孔孟之学为核心的传统思想为指导，不敢国人精神上的导师自居。“伟大导师”提法的出现，使得毛泽东成为了一尊神而无所不能，将“政教合一”推向极致。毛泽东在神坛上挥动巨手，领导全国人民“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甚至发动国人奋勇“批孔”，挖掘中华文化的祖坟，而同时将自己的思想，延伸到广袤的世界与历史的时空主宰中去。毛泽东思想被称为“马列主义顶峰”，毛泽东本人被称为“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将“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之阶级斗争“核心价值”观，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破坏了中华民族社会和谐之传统。林彪对“毛泽东指导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为毛泽东像章之题词）的赞颂，虽然在时间概念上荒谬可笑——人类历史上无数人民革命早在毛泽东诞生以前就发生了，然而它恐怕是最能让毛泽东满意的。在毛泽东心目中，他的思想可以穿越时空，照耀整个人类上下几千年的文明史。
一位国家领导人，在长达十年时间内，能驱赶八亿人于内战之中，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限于篇幅，在此不论。而毛泽东在文革中之动机，决非如他曾对身边护士所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也决非所谓“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在文革过程中，充满了阴谋、陷阱、野蛮、暴力，到处是冤屈，耻辱，咒骂，死亡；请问，过程如此卑下，动机能崇高吗？我们还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思考吧：“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