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重意义上，2022年都是21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从大国冲突（俄乌战争）、粮食安全（全球短缺）到金融稳定（高通胀）等等，背后都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个枢纽性问题。那么，如何理解2022年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转折这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呢？我以为，拿最近习近平的“清零大逆转”与当年慈禧应对“庚子国变”做对比，会有很多启示。
我的视角是“文明冲突”的中国逻辑，我认为这比单纯的“地缘政治”和“大国冲突”视角更贴切。
没有英国人发明现代世界，就不会有“文明冲突”。因为技术和地理障碍，令人类冲突几千年来主要发生在“文明内部”，而大英帝国发现，她虽不可能征服全球，却有可能推行一种普遍的游戏规则。“文明冲突”由此而不可避免，因为这不仅挑战了各种旧秩序，更挑战了各种传统文化的身份尊严。理性主义的一大缺陷，就是回避了这个困难的问题。历史和生活经验都告诉我们，小到族群，大至文明，文化身份尊严的价值难用“利益”衡量，这是人类暴力冲突最根本性的来源。
而所谓“文明冲突”的中国逻辑，简单说，就是中国文明的文化身份与“大一统”的政治秩序难以分割，由此带出了现代中国政治制度演变所特有的内外冲突方式和逻辑。
从这个视角来看慈禧想藉义和团“扶清灭洋”和习近平借武汉封城成功来“以疫谋霸”，就不难看出其共同点就是中国独裁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都不惜利用“大一统”与文化身份的绑架关系，与外部世界做价值对决。而最终结果不仅是独裁者的政治自杀，而且启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全面重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对比百年前的慈禧与当今中国的习近平面对的政治灾难，可以提出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与今天中国与世界关系直接相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文明冲突不可避免？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一定会带来巨大灾难吗？
我的理解是，“文明冲突”不可避免，深层原因是政治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被文化身份绑架的人口规模越大，“文明冲突”就越强烈，对世界秩序带来的冲击和风险也就越大。美国政治学家、《文明冲突论》作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也相信，减少这种风险是可能的。
那么，慈禧当年的“昏招”，在什么意义上影响了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乃至影响了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呢？我认为如果慈禧当年没有不愿“归政”给光绪的心病，会大大减少中国人在“庚子国变”中遭遇的集体羞辱——因为当时的“列强”们多数都愿意与大清建立一种正常的国际关系，也就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
中国人集体蒙羞激发的巨大动力，是清廷退位后两次重建“大一统”的重要原因，中共之所以敢于推行激进的社会革命，并两度180度大转弯，先向苏俄一边倒，又向美国一边倒，背后都有这个动力支撑。而由两次一边倒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国力，正是今天习近平敢挑战世界秩序搞独裁的本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