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暁康按：姜和平又有新的译著，还是译自贾斯柏．贝克，一部新著《中国制造：武汉，新冠病毒及追求生物技术霸权》，恰是新近最热门话题；她上一部译的是《中国饿鬼》，讲中国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而这一次全球covid-19历史病例总数已达6.56亿、总死亡人数667万，本书揭露，武汉病毒研究几乎得到美国资助，而疫情爆发后，为什么西方科学家纷纷出来反对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理论？这些疑窦，至今无法澄清。承译者委托，我在脸书贴出贝克的《中文版前言》。】
对于2019年底在武汉出现的神秘病毒，我们还了解多少？简短的回答是：不多。本书英文版已经出版一年多了，至今也很难补充更多信息来说明这一新冠病毒的出处。
中国尚未发布任何消息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病毒究竟是某种动物"溢出"的，还是来自实验室。除了半心半意地对国外指手划脚以外，这个国家并没有显出要为此尽力的热情。称这种病毒是从一千公里外南方的蝙蝠传播到华南海鲜市场，这一说法不再提了。
如果中国追踪到了任何符合"人畜共患疾病"假说要求的动物——中间宿主的话，那么就是在保密。同样，要了解"蝙蝠女侠"石正丽博士和同事们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究竟做了什么，也不容易。 中共当局没有公布实验室研究记录，也没有公布他们从云南和东南亚收集的22，000份标本和测序病毒的数据库。简言之，没有证据支持"溢出"之说或"实验室理论"。
美国前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John Ratcliffe)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对此一开始就是"零情报"，现在有关源自自然资源方面仍然指向"零情报"。
鉴于新冠病毒，即 COVID-19造成的重创，中国看起来对追查真相不感兴趣，这非常非常奇怪。从2022年8月下旬到10月期间，中国有70多个城市处于全面或部分封锁状态。也就是说，三亿多人的生活和生计受损。此前上海经历了令人痛苦的封城，许多居民被关在家里没有足够的食物约两个月。视频显示了高楼里的居民向窗外喊叫，敲打锅盆。当局的回应是，竖起围栏封锁公寓楼。
政府向民众强加了令人窒息的数码通行证系统，并不断要求人们反复做核酸检测。这样使政府对个人自由的管控上升到了几十年未见的新水平。政府现在可以阻止你去哪儿或者买什么。
实际上，政府还可以用公共卫生的名义随意阻止人们开展正常业务。这是一套很容易被滥用的可怕系统。
这套系统的运作如何呢？当武汉最初的疫情迅速得到控制的时候，他们的做法赢得了赞誉。
那时候中国报告的死亡人数很多，而这种流行病似乎没有在全国蔓延。其结果是封锁、戴口罩、洗手、检测、旅行禁令和隔离措施的全套做法得到了世界各地效仿。
但是后来，英国和其它国家很快开始运用高度创新的信使 RNA疫苗为民众接种。此举使这些国家能够宣布大流行结束，生活恢复正常。然而事实上，中国在为民众接种疫苗的进展要慢得多，而且国产开发的传统型疫苗在很大程度上证明是无效的。尽管国家试图关闭边境，但是新的病毒株还是进入中国并迅速蔓延。
我们无法确定中国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官方数字相当有限。外部观察者认为，死亡人数可能多达170万。在中国，资金不足的农村卫生系统已被证明是不够的。尽管老年人面临的风险最大，但是当局似乎没有把60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作为优先事项。令人尴尬的是，政府最近转而采用西方制药公司开发的信使 RNA疫苗。
中国经济的成本很难界定，因为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房地产崩盘。北京承认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到了四十年来最低。控制病毒的经济负担必定沉重。中国的经济放缓，或者更可能是收缩，已经波及全球。中国进出口相比过去也在减少。常有在华外国公司或解雇员工，或完全关闭业务。
一些政治分析家把大流行的管控和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联系起来，认为习把自己的声誉押在成功战胜病毒上。这意味着对习来说，战胜病毒比保持经济增长更重要。当病毒失控时，习下令地方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甚至因为仅有一两例检测阳性就封锁整个城市。这表明，习要实现其前所未有的第三任期，这一愿望驱使著这些做法。
虽然习确实鼓励著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但是我还没看出他和以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作为有什么不同。习的政策完全符合中共对公共卫生问题的重锤式的处理方式。党一贯以高度的纪律性和强制性手段来应对这类挑战。也许另一位领导会很快接受、并准许进口外国发明的信使 RNA疫苗来取代中国国产疫苗。然而，中共的传统一直是把新的疾病（比如艾滋病）等归咎于外国，并大肆宣传中国的抗疫方式。这倒不是习近平的独创。
中国（可能）对很多动物和野生动物交易商作过测试，真正尽力追踪、并找到把蝙蝠病毒传染给人类的动物中间宿主，可是尚未披露有任何发现。有报导称，中国测试了采自动物和养殖场的80，000个样本。如果一经发现了这种动物，那么肯定会公布于世。他们本可以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从而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共的责任。而这样做意味着可能受到批评，即政府未能管理好野生动物交易，但是，这总比制造危险病毒，然后让它从政府实验室逃逸的谴责更可取。对政府来说，即使绝不能丢脸，第二种选择也还是更糟、更坏。
我们可以假设党确知这种病毒是在哪里、以及如何出现的吗？我想是可以的。由于党掌握著一切手段用来追踪和查询所有最初的病例，可以据此知道每个人去过何处和接触过何人。如果用这些手段追溯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就会知道。再者，党也能够准确地调查出这种病毒是如何构成和如何流出的。中国曾向世界卫生组织披露了早期的124例病例的信息，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多病例。这表明疫情早在2019年11月以前就开始了。
有些间接证据可以为早期爆发提供佐证。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几个月，中国停止出口个人防护设备，诸如防护服和口罩。2019年8月到9月，中国对美国的个人防护设备出口量下降了一半。与此同时，中国还开始在世界各地购置这类设备。
尽管有不少国家的政府不经常公开指称，但是他们肯定怀疑中国隐瞒很多有关疫情的信息。
曾任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的美国高级卫生官员黛伯拉∙伯克斯(Deborah Birx)说，直到美国获得更多关于早期大流行的信息，她才愿意向世界卫生组织交纳资金。很多国家的政府肯定私下相信或者至少强烈怀疑中国政府对这种病毒负有责任。
由于很难说服中国披露更多信息——特别是有损中国声誉的信息——病毒学家和有关专家的大部分讨论就集中在能否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美国资助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合作中了解些什么。正如本书中的详细阐述，他们合作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生态健康联盟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军方。合作研究的项目涉及在中国和东南亚寻找潜在的危险病毒，并把它们带回武汉。接下来对病毒进行测序，然后再用来做实验，观察这种病毒是否以及如何发育繁殖，是否感染人类。这种被称为功能增益的研究在美国因风险太大而暂时中止，但是在武汉继续进行。
自本书出版第一版以来爆出的新闻之一是，生态健康联盟在2018年曾向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提交了一份1420万美元研究经费的提案。这份提案请求科学家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启动把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插入SARS样病毒中的研究。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是极为罕见的 COVID-19病毒的关键区别特征。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以风险为由拒绝了上述提案，并指出这样的研究不能解决重大的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
计划署否决了提案，并不意味着武汉没有开展这项研究。况且，申请者在提出资助申请之前就已经完成了部分工作是很常见的。我们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生物安全等级二级的实验室里制造新的 SARS样病毒。他们构建了一种嵌合的 SARS样病毒，可以感染人类的呼吸道细胞。
然而，很难证实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即使没有美国的资助，病毒研究所也能开展这项研究。《华尔街日报》2021年5月的一则报导援引未具名的情报来源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科研人员曾于2019年11月到医院就诊。但是我们不确定这是否和新冠病毒，即 COVID-19有关。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美国合作伙伴生态健康联盟被指控隐瞒信息，并且未能满足其初期获得经费的条件，这些条件要求及时报告合作进展细节。美国最高级别的卫生官员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似乎是生态健康联盟负责人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的赞助者和保护者。福奇曾为与中国合作和功能增益研究而辩解。他还具有监督美国生物武器研究的职能。
福奇遭到一些美国政治家的猛烈抨击，尤其是前德州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即使年逾八旬的福奇将在2022年底退休，批评者们仍然决心对他进行调查。保罗参议员说，美国国家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资助的科学家"制造了自然界中未发现的病毒"，福奇拒绝承认这一点而"误导"了美国公众，他声称已经审查了向公众发布的有关病毒来源的信息。如果共和党在2022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他们将任命一名特别顾问，并启动法律程序，来迫使福奇、生态健康联盟和国家卫生院出示有关文件和通信。这样可能会进一步揭示武汉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