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贺龙被排除在军委领导层之外，却未向毛泽东靠拢、表忠心。“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及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开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越来越高，可是贺龙一直保持沉默。毛泽东问他：“你发言了没有？”他回答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43]贺龙“靠边”以后，毛曾说过，要对贺龙“一批二保”。[44]但毛的态度很快就改变了，于是贺龙的厄运降临了。
1966年9月6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会，但未通知贺龙。林彪在会上宣布，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正式“打招呼”：贺龙有野心，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某些大军区有人想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与会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纷纷表态拥护毛的决策和林彪讲话。[45]后来，周恩来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示：林彪在1966年9月6日军委会上的“打招呼”，表示“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46]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时故意透露了一点玄机：“（1927年南昌起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47]周恩来的这种讲法，故意抹去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者贺龙的名字，在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加上了当时仅仅是个连长的林彪。这种对贺龙的贬低在那个政治上极度敏感的年代里就是一种关于贺龙要垮台的暗示。
尽管大难在即，贺龙仍然拒绝低头。一位被指为“叛徒”、“走资派”的干部写了一份检查，把稿子给贺龙看。贺龙看到检查稿提到要“炮打司令部”时问他：“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不认同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控，也拒绝指称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8]
不久毛泽东就公开在外宾面前点名批判贺龙。1967年2月毛接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49]当时汪东兴奉毛的指令负责主持中央专案组，专案组在关于贺龙的审查报告中写道，贺龙、罗瑞卿办的国防体育俱乐部是“一支反革命地下军，一旦时机成熟，即成为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50]中央为了给贺龙罗织罪名，还采用了逼供栽赃等种种手段。例如，1965年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原西藏军区第一政委张经武，因长期在贺龙手下任职，结果和夫人杨岗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杨岗被斗得神经失常，专案组逼迫她写材料“揭发”张经武参与了贺龙的“二月兵变”，称“兵变”成功后，贺龙要当主席，张经武将当总理。张经武绝食抗议7天而死。[51]
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取而代之，由叶主持军委工作，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部署之一。在打倒贺龙的过程中，叶不仅紧跟毛的步调，而且对贺龙落井下石。1967年夏天，叶剑英曾对国防工业一次会议的代表这样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贺（龙）、罗（瑞卿），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贺（龙）、罗（瑞卿）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龙）、罗（瑞卿）经常排挤、打击聂（荣臻）副主席。贺（龙）、罗（瑞卿）专门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我这方面，就不要讲了。”[52]
三、1966-1967：叶剑英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主要是依靠林彪，但林彪一直以“养病”为名远离政治漩涡，躲在外地，所以毛泽东最为倚重的军队领导人实际上是叶剑英。因此叶剑英从“文革”前几乎投闲置散的角色变成了北京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1.从负责“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到进入政治局
“文革”前夕毛泽东决定撤销公安部队，因为罗瑞卿曾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毛对公安部队不放心。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南方召见叶剑英、杨成武，指示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解放军。如此重要之事，毛并未通报林彪。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只有叶剑英、杨成武、萧华3人，林彪并未参与。应当说明的是，杨成武与萧华都参与倒罗活动，告过罗瑞卿的状。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批判罗瑞卿时，负责组织会议的就是这3位，叶剑英为会务组组长，萧华、杨成武为组员。
1966年5月15日，“文革”的序幕拉开了，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发动对刘少奇的进攻之前，要确保对首都局势的控制。于是，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据此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就是直接对毛泽东本人负责，杨成武负责协调工作。当时叶剑英对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53]“首都工作组”指示北京军区调了两个师到北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同时，北京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师。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建制便由1个师扩充成4个师。[54]调进北京的这两个师正是杨成武的老部队。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召开了旨在打倒刘少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毛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会议”是毛泽东的常用手段，需要谁为他出阵，他就将谁“扩大”进参会名单当中。在这次会上，叶剑英被“扩大”进来为毛助阵。毛在会上正式对刘少奇发难：“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55]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林彪没出席这次全会。8月4日晚，他打电话给中央说，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投赞成票，却不打算到会。[56]后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林彪于8月6日赶到北京参加了延长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发起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将叶剑英提拔进了中央政治局。
2.在“揪军内一小撮”以及“杨勇事件”中的角色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社夺权。次日，《解放军报》发布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革’搞彻底”。社论提出：“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革’搞彻底”，并公开打出了“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叶剑英紧跟毛泽东的部署，主持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57]由于平时林彪不出席军委会议，所以通常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议。
现在的官史提到叶剑英在“文革”中的作用时，说他当时“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58]叶剑英拍桌子拍断了手掌骨是事实，但那并不是笼统“反对江青一伙搞乱军队”、更不是因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叶剑英发怒一事发生在1967年1月，起因是与“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就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一事发生争执。这场争执其实是个误会，因毛泽东对萧华的态度一变再变而造成了江青和叶剑英的分歧。
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刘志坚已先后被打倒，叶剑英并未出面保护这两位军队的老干部。江青要求林彪同意点名批判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林彪拒绝。但是，1967年1月19日毛泽东却批准了在军委会议上批判萧华。林彪知道毛的意见后采取消极态度，拒绝出席军委会议，只让夫人叶群去会场表个态。叶剑英心里或许对批判萧华有所不满，但他并未打算保护萧华，他参加了这次军委会议，会上预定当晚召开万人大会批判萧华。然而，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定批判萧华的想法。军委会议开到一半，毛把周恩来和叶剑英召去，结果军委会议只得暂时中断。周、叶见过毛之后回到军委会议的会场宣布，毛泽东指示说，对萧华还要保。
可是，就在军委会议中断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离开了会场、回到了军区。由于杨勇不知道毛泽东突然改变主意，所以在北京军区内部透露了刚才军委会议决定批判萧华的情况。恰巧当日军委会议后，有人偷看了参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记录本，于是会议曾经预定批评萧华一事外泄。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只听说毛同意批判萧华，却不知道毛后来又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他们“立功”心切，所以当天半夜抄了萧华的家。[59]仓皇中萧华从后门逃走，欲去徐向前家暂避，但徐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组织的人；于是萧华又跑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家，坐傅钟的车到了北京西山的叶剑英住处。叶剑英白天应召面见毛泽东时，已知毛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便收留了萧华。徐向前很快知道杨勇透露消息一事，于是便打电话给杨勇，杨勇立即认了错。
第二天军委继续开会。杨勇到会场时萧华还未来，江青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来后讲了昨夜被抄家之事，于是徐向前拍了桌子，叶剑英也接着拍了桌子，致使手掌骨远端骨折。叶当时说：“在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60]此事发生后毛泽东反诬杨勇，声称是杨要“打倒萧华”。2月3日毛会见外宾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61]袁子钦也因被诬要“打倒萧华”而遭打击。叶剑英完全知情，他不但不为杨勇和袁子钦解释辩诬，而是与聂荣臻、徐向前一起，以“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罪名，指示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逮捕了北京军区司令杨勇。[62]又过了3个多月，毛泽东出尔反尔，又要打倒萧华了。[63]，这一次叶剑英一声不吭，他不保萧华，但仍然把杨勇关在牢里。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说过，逮捕杨勇是叶剑英等人下的指示。1971年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意在一次座谈会上问道：“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叶剑英装糊涂说：“当时我也不清楚。”毛便顺手把责任推到死者身上：“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64]
3.1967年的“2月镇反”
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65]林彪将毛的批示转给叶剑英，叶剑英将毛的指示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抓捕造反派的许可。1967年2月17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发了封公开信[66]，要求他们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叶剑英修改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起草的镇压群众的传单，并用飞机大量散发。据周恩来说，“抓了10万人，还说少。……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67]
紧接着青海省发生了军队屠杀群众的事件。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军管。由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动员其支持者守卫报社，赵永夫谎称“八一八”开枪，遂派军队进攻并占领了《青海日报》社。在此过程中军队打死平民169人、打伤178人。[68]赵永夫当时还调去了一个喷火器班，由于“八一八”没有武装，无力还击，进攻报社的军队未使用喷火器，否则报社以及大楼内的1千余人都难幸免。事后赵永夫通过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69]有叶剑英的撑腰，赵的胆子更大了，次日再次出动军队，武装镇压青海民族学院的师生，打死打伤12人。[70]在赵永夫“平定反革命暴乱”期间，青海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软禁3,504人”。[71]由于毛泽东本人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持肯定态度”[72]，叶剑英便把赵永夫召到北京，安排他在“军级干部会议”上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吹嘘其“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73]叶剑英让赵永夫介绍“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的经验，在全国范围造成了极大后果。这一波“镇压反革命”全国共逮捕数十万人，叶剑英应负首要责任。对此事周恩来后来是这样说的：“赵永夫……镇压群众……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2月开军以上干部会，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74]
4.老干部“大闹怀仁堂”和“二月逆流”
所谓的“二月逆流”，导因是毛泽东在陶铸问题上的出尔反尔。
1966年12月初，毛泽东认为，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并负责文教宣传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执行了“刘邓路线”，指示要开会批评陶铸。12月下旬，毛泽东又指示召开名为“生活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批评陶铸。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陶铸，指陶铸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但是，12月29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扩大会议，批评江青随便批判一个政治局常委，违反了组织原则。散会时，他又招呼陶铸留下，对陶铸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毛又要陶铸到外地去考察，毛拟定了一张20多个各省市领导人的名单，要陶铸去“把他们保下来”。[75]陶铸将毛的话告诉周恩来，周夸奖陶救了几十条人命。但林彪却看透了毛，知道陶铸是毛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当天他将陶铸召到家里，给他泼了一盆凉水：“你呀，现在就被动。”见陶铸不解，林又强调了一遍：“要被动、被动、再被动。”[76]
果然不出林彪所料，几天后毛泽东就决定打倒陶铸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宣布：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77]当晚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了散发的“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到副总理陈毅家去询问。陈毅很纳闷地说：“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确实，1966年12月29日毛泽东对陶铸讲的话并不算数。1967年1月8日毛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78]“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得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79]于是社会上呼喊的“打倒刘、邓”的口号就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然而，一个月后毛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再次出尔反尔。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被“扩大”的与会者又有叶剑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80]毛泽东在会上还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增加叶剑英、徐向前。
叶剑英以为毛要以打倒陶铸一事为由，清算“中央文革小组”了，便在次日政治局与“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训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81]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专门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在会上特别传达了毛的意见：“主席的批评，对陈伯达是品质和路线的大问题；对江青只是作风问题，小节问题。”[82]这时连陈伯达也以为毛真的转了向，他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陈觉得自己很冤，因为打倒陶铸的会议是江青组织的，是江青派人叫陈去发表打倒陶铸的讲话的。于是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他早就想自杀了。[83]在这种气候下发生了所谓的老干部“大闹怀仁堂”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