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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中的歧视、摧残与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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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说什么“劳动光荣”,实际上视劳动为下贱,用“劳动”来惩罚我们右派,把大批右派送往“北大荒”、“兴凯湖”、“甘肃夹边沟”等劳教劳改农场,成千上万的右派在哪里饿死、冻死、累死。

我195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数学系,毕业前夕被打成右派。还算幸运,因为学的是数学,它本身没有阶级性,所以浙江省教育厅把我分配到嵊县中学任数学教师。现在教师的寒暑假自己可以自由支配,可在毛时代,视教师为资产阶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所谓“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又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假期里总要安排教师政治学习与参加体力劳动,对右派教师更是如此。从1957年到1977年,整整二十年暑假我都在农村劳动,少则半个月,多达一个月。劳动中遇到的事情,有些终生都不会忘记。

右派只配当牛马

1960年暑假,我跟随高一某班去嵊州“大王庙农场”割早稻、种晚稻,时间长达一个月。注意,我是“跟”学生劳动,而不是“带”学生。学生总是由班主任带领,我这个右派总要被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中,所以只能跟班劳动。一般来说我喜欢与学生一起劳动,因为学生天真幼稚,不明白右派分子的含义,多数学生不会歧视我,富有同情心;如果单独跟老师们一起劳动,那就要小心了,因为人际关系复杂,常有小人打小报告。

一个中学数学教师正常工作量是每周12节课,而学校安排我每周24节课,作业全批全改,一天忙到夜,已使我感到非常吃力。更担心的是那时我怀疑传染了肺结核病,因与我同寝室的袁中立老师(右派)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肺结核是大量消耗人精力的一种传染病,我不享有公费医疗,生了这个病,又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害怕失去“教书”这个工作。暑假里还要从事插秧、割稻等重体力劳动,我能请假吗?不能!不能!我只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精神参加夏天农忙劳动!这是对我生命的严重摧残。

一个月的劳动,每天起早摸黑,实在艰苦,最难忍受的是蚂蝗叮咬,一下水田,它就不声不响地叮在你的脚上吸血,吸得滚圆,你一拍打它就迅速掉到田里;如果刚刚叮上,要想把它拿掉还真不容易,它死死叮在你的脚上拉不动。一双脚整天浸泡在渗有猪牛粪的水田里,被蚂蝗叮过的疮疤,痒得不得了,一抓就烂,苦不堪言。夜里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大仓库里,学生睡眠真香,他们不怕蚊子叮咬,不怕天热,汗流浃背照样呼噜大睡。而我就没这福气,白天劳累,腰酸腿软,浑身散架;蚊子又似乎特别喜欢我,老在耳边嗡嗡叫,即使点了数支蚊香(那时蚊香是用锯木粉再拌点雄黄塞进直径约1.5厘米的纸圈里,然后压扁,约一米多长),也不起作用,照样在我不留意之处叮咬,再加蚂蝗叮的红疤,所以两手抓痒忙个不停,溃烂的双脚更烂了。实在太困了,才不知酸软疼痛,忘却一切悲伤,老天爷才恩赐我深睡几个小时,让我有气力迎接新一天的劳动改造。睡眠中我还做恶梦、冷汗不止,实际上已经感染了肺结核病,但我浑然不知。

虽说跟学生劳动比跟老师们劳动放心,速度慢一点,数量上比学生少,但我有自知之明,总要跟牢,与学生一起下田,一起上田坎。对-个从没经过田间劳动弱不禁风的书生,思想上又压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要跟学生天天出勤,下田割稻,下水田拔稻秧、种稻,实在是疲惫不堪。尤其每日下午,自感乏力,面颊潮红有微热,实际上这就是肺结核发病的表现。每天劳动结束,腰直不起,腿提不动,肚子老有饥饿感。我必须打起精神,去食堂吃饭,也许太疲劳了,真的让我吃又吃不多,咽不下,饭量明显比学生少,但必须强迫自己多吃一点。

好不容易熬到最后一天劳动结束,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说“晚上会餐,有肉吃了”。

一个月的农忙劳动,饭基本吃饱还不要粮票,下饭菜一般多是青菜、芋艿、罗卜、咸菜等大锅菜,那时能吃饱就很好了,根本不讲究什么营养。今晚会餐有肉吃,学生开心,当然健康状况极差又担心患有肺病的我更盼望有肉吃。

会餐前,一位学生干部对我说:“今夜会餐你自己到农场员工食堂买了吃!”我顿时惊呆了!劳动了一个月,最后连会餐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一瞬间,我全身的血沸腾了!就算是劳改犯,烈日下,一个月田间劳动下来,给一块肉吃有何不可?就算“右派”是敌人,我总还在讲台上上课,难道与学生一起会餐就敌我不分了?耻辱!羞辱!这是对我人格的歧视和侮辱!这件事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一辈子忘不了。也许今日主张减肥的年轻人认为有肉没肉吃,无所谓,何必如此计较。今天的年轻人没有生活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毛泽东时代(城镇居民每月发肉票半斤,到过年才发鱼票),他们无法理解。那时会餐最好的菜就是老毛最爱吃的“红烧肉”了,剥夺会餐资格,等于不给你吃红烧肉。

那天最后的晚餐,农场的食堂里,农场干部、员工、学生、老师笑语喧哗,杯盘狼藉,他们无视我的存在,我一个人从食堂窗口买了三分钱一碗的煮茄子,拿了一小钵头蒸饭,站在食堂的角落里,默默地吃着。

我明白,这是对右派的惩罚,我教书,双倍工作量,只给我一半工资;我劳动,不给我肉吃。原来我是一头牛,只配吃草,干重活!牛虽干重活,还有牛的主人爱惜它。我干了两个人的活,甚至超过两个,有谁怜惜我呢!?

监视密告

1960年7月10日到8月10日,大王庙农场劳动一结束,离开学还不过十来天,我顾不得疲劳,顾不得囊中羞涩,立即赶回南通老家,看望父母弟妹。我期盼家的宁静、家的安全。在家不用提心吊胆;在家不会因-时无意识的失误,招来不幸;在家不用时时警惕,担心飞来横祸。见到父母弟妹,心中得到莫大安慰。我虽怀疑生了肺结核,为了不使家人替我担心,我一直没有告诉父母与弟妹。然而母亲望见我这双又黑又烂的双脚,心里又哀叹伤心起来!我宽慰母亲说:“在家休息几天,很快会好的。”

在南通老家休息了近十天,返校后继续高强度的工作,又精神极度压抑,身体浑身无力,时有面红,如似潮热,能熬就熬吧!我还是不去医院。

记得在大王庙农场劳动时,一天我肚子痛,一般情况下我能忍则忍,那天实在不行,又吐又泻,不得不向学生请假回住处休息,正好校医在农场,我就向校医讨了几颗止泻药。事隔多日,某老师趁无人时问我:“你有没有要校医给你挂盐水?”我惊了,肚子痛,又腹泻,只向校医要了几颗止泻药,怎么变成要求挂盐水?可以去问校医呀!这位老师是好心人,因有人反映又不相信才会私下问我这件事。

这事说明背后打小报告的人很多,我是在群众监督的包围圈内生存。

一转眼秋收到了,学校组织全校教师去嵊州中爱公社上杨大队收割晚稻,三人一组,与我同组的是叶××(女)和李××老师。李比我大七、八岁,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教书先生。每日割、打一块稻田,我们三人事先也没有什么分工,结果他们两位一直割稻,我一个人始终用脚踏打稻机打稻!谁都不轻松。我双手接过他们递过来的稻把,不停地在打稻机上翻转。那时打稻机是用脚踏的,我的脚必须用力踏踏脚版,用力小一点滚筒就不转了。尽管叶、李两位老师割稻速度不快,我一个人要接两个稻把,既要脚踏用力,又要两手捏紧稻把在滚筒上转动,谷子随我手的转动,纷纷落在稻桶里。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脚发软。我咬着牙,没哼一声。

农忙结束,回校开总结大会,学校书记校长诸丹忱热情地赞扬老师们积极投入秋收劳动……,突然板着面孔,话题一转训斥我:“顾延龄这次劳动不认真改造,出勤不出力,懒洋洋,稻谷打得不干净,没有做到颗粒还家,……”

我一个人踏,叶、李两个人割,我一人干两个人的活,怎么还是出勤不出力!原来我始终是学校的反面教材,随时以我为靶子,杀鸡给猴看!

我想难道叶、李两位中有人当了“告密者”?或许叶、李二人对其他老师谈起劳动情况时,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多事者立马加油加醋向诸校长献媚领赏去了!?

毛泽东时代,人人互相监视,互相揭发批判,灵魂完全扭曲。这些告密者,或许认为在右派身上再踏上一只脚是要求进步、靠拢党组织的革命行动呢!可悲!可叹!

精神彻底崩溃了!我步履沉重的去人民医院看病,果然是肺结核!医生说应当休息两、三个月,我不敢,我不能丢掉“教书”这个饭碗。那时似乎没有保健意识,我不知道肺结核的严重性,也不明白会不会传染给学生,只自费买了两瓶《雷米风》,照样每周上24节课,不向任何人讲病情,无论精神多差,没有请过一天病假!

你们也许会奇怪,胆子太小了!这是你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毛泽东时代。因为我是右派,是阶级敌人,你不接受监督、改造,那就可以给你更严厉的制裁:开除,回原藉接受群众监督;或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判刑。无论如何,教书比前三种去处要好,我只能忍辱偷生!

幸亏那时年轻,自身有较强的生命力,总共只自费买了四瓶“雷米封”,从没有挂过盐水,上帝可怜我,肺病竟奇迹般地钙化了!

每次检查身体,医生看了我肺部多个钙化点,总要问:“你过去生过肺病?”

到了七十年代末,我40多岁时,患有严重支气管哮喘,那时形势已有所好转,我开始有了公费医疗,也没有挂过盐水;说真的直到九十年代初快退休时,我才生平第一次挂盐水呢!

“顾老师,现在大概几点钟?”

1958年开始,为贯彻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除了春季采茶;夏天割稻、种田;秋季割晚稻,停课下乡劳动外,为了加强师生平时的劳动锻炼,学校决定在郊区方田山开垦六十多亩荒地。方田山原本长满小松树,为了种粮,毁林开荒。各班轮流去开荒,每星期劳动半天。

那时我任教高二四个班和初二四个班的数学,每周二十四节课。如果下乡劳动,则叫我跟高二学生去;平时每星期半天开荒,则叫我跟初二某班学生去。实际上我每星期的工作量是24节课,加上半天开荒劳动。

开荒出发前我总拿一把锄头,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跟在学生队伍后面行走。许多老师不敢同我交往,怕与我交谈后,要引火烧身,甚至会戴上立场不稳,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线的帽子。所以我从不与带队的班主任讲话。我是去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何必让人尴尬,或者自讨没趣。

初二学生不过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天真、好问、好奇。他们不了解人世间的冷暖,分不清人的善恶。他们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看人,更不会从政治高度去要求人。他们判断一个老师好不好,是以你上的课学生听不听得懂,对同学是否一视同仁为标准。

劳动时,一些男同学喜欢到我旁边来,七嘴八舌对我讲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我几乎不插嘴,不发表看法,只有在他们问我时才应答一下。小孩子劳动很卖力,但也难以持久,经常盼着休息时间到了没有,或者是否可以收工回家了?他们问我:“顾老师,现在几点了?”我说:“我没有手表”,起初他们难以理解,老师怎么会没有手表?后来他们改问:“顾老师,现在大概几点了?”

我根据太阳光线的位置,根据劳动量的多少,估算出大约几点几分。学生不信,就去找班主任问,结果一对,基本准确,这下学生惊奇、开心,奔走相告,一下子我成了学生心目中的能人,从此学生有事无事更喜欢到我旁边来。

对教师来说,手表是必需品,当时一块普通手表人民币100元左右(相当于一个教师两个月的工资),而我每月只有生活费25元,给父母10元,剩下15元维持最低的基本生活,就是1分钱一颗的水果糖,我也不敢奢侈。作为教师的我,没有手表,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一堂课45分钟,我只能凭感觉,凭教课内容,估计还有多少时间下课,所以我从不拖堂,完成教学任务,这也许是学生佩服我的地方之一。

我1957年大学毕业,到1964年底才穷尽积蓄,花91元买了一块苏联宝石牌手表。这块手表是我家产中最值钱的东西,是我的宝贝,它成了我随身携带的计时器,给我工作与生活带来许多方便。如今这块笨重的宝石牌手表,自然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至今还放在抽屉里,小偷也不看好它。

四十多年后,嵊州一中退休老师倪和钦先生对我讲:“当年我们学生称你顾老师为三个25,即年龄25,工资25,上课25(实为24节课/周)”,我笑了。他又说:“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对你很尊重,因为你课上得好,劳动时、休息时喜欢到你旁边,没有手表也能准确估算时间。学校领导得知你很受学生尊重,就召集班干部教育我们,对右派老师要提高警惕,要保持距离。”嵊州剡山小学退休老师马木芳先生也曾对我说:“当年我们几个同学非常喜欢与你接近,班团干部就找与你亲近的同学个别谈话,要我们学生揭发顾延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校长总盼望老师能得到学生的尊重。可在那个年代,右派不配尊重!学生尊重、喜欢右派老师就是错误,就要找去谈话,就要他们划清界线,揭发右派的反党言论。

毛泽东执政27年期间,为维护其专制极权统治,镇压一切敌对势力的反抗、破坏,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人为的“阶级斗争”,对未成年学生也随时灌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育,在孩子纯洁的心田里播种仇恨、制造恐怖。

“我们这里没有老师”

1960年秋已过了国庆节,学校领导突然宣布停课,动员全校师生立即去北山采茶。茶叶是嵊县的特产,茶农一般只采摘春茶和夏茶,很少有采摘秋茶的。许多学生议论开了,现在已到深秋,茶山上的茶叶早摘光了。但大家心知肚明,肯定又是县委里哪个人头脑发昏瞎指挥。记得出发之前,全校照样召开了批判“无茶论”的大会。

出发那天清早,我随高二(丁)班学生,自背铺盖,步行六、七十里路,天快黑了,来到嵊县与绍兴交界的北山横路坑。晚餐是毛笋咸菜粥,第一次吃还觉得好吃,可是后来天天吃它,就怕了,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越吃越感到肚饥。

每天上午、下午,我跟随十多个学生在茶山里转来转去,茶蓬光秃秃的,那有什么茶叶呀!学校领导听从上级指示还要批判“无茶论”,真让人哭笑不得。

采茶任务肯定完成不了的,那怎么办?聪明的学生早就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试验茶园,里面一排排茶蓬,长得郁郁葱葱,这时似乎又没有看见管理员,学生们喜出望外就大胆去“偷摘”了,当时学生没有,也不会征求我的意见(学生知道我是随班监督劳动的右派教师,所以任何事都由学生作主)。学生嘻嘻嚷嚷进园不久,就听见一声吆喝:“谁叫你们来偷的?”学生们被赶到一旁,把我夹在他们当中,那位管理员大声问:“谁是老师?”没有人回应,我也闷声不敢响。当时我年轻,衣着寒酸,个子不高,又不戴手表,完全不像一个老师,管理员最后也真没有看出我。而学生有意保护我,那位管理员继续问:“谁是老师?”这时有几个学生都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这里没有老师。”那位管理员似乎不相信,他的目光扫到一位戴眼镜、长得有模有样的童××同学,说:“你是老师!?”瞬时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这位管理员无可奈何,“偷茶”之事因找不着老师,就这样平息了。

照理说身为老师的我,应该挺身而出承担责任,可我没有这个勇气,很明显一旦承认,其后果不堪设想,唆使学生偷茶,会无限上纲,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非开批判大会不可,也许还会送去劳教,甚至判刑。

数年前一次会议,碰到这位童××同学,自然谈起“偷茶”他被误为老师一事,我们不约而同地笑了。他说:“我戴了一副眼镜,就把我当教师了!”我感谢他和这班天真可爱的学生保护了我,使我免遭灾难。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往事微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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