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解释《港区国安法》，其实不外向特首面授机宜，指出该法规原来备有“万能key”（百合匙），只要特首敢于指证，特区政府控告谁触犯《国安法》，相信都有极高胜算，至于要阻止《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聘请外国大状来港替他辩护，更是小菜一碟。
既然是面授机宜，北京私下教导李家超特首便可，何须劳师动众，煞有介事呢？也许特首起初不为意甚至不认同自己握有如此大权，也许读过有关条文，却连自己也不敢信以为真，只怕一旦运用条文赋予的权力，便遭到司法复核，所以首先提请人大，借用其权威一锤定音，才采取行动。但无论如何，人大常委等同法律，换上其他人讲同一番说话，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例如今次人大常委释法的三个重点。一是引用《国安法》第十四条，确定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属于最后定案，不得司法复核；二是特首根据第四十七条，可在法院审理国安案件时，对案件有关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或者证据材料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发出证明书。最后才回到李家超特首提请释法的问题，即聘请海外律师出任国安案件辩护人会否引发国安风险，而答案是可根据上述条文，由特首决定律师能否来港，再以证据文件的形式交给法院，法院不能异议。
不过，上面的三段论未免牵强。首先，第四十七条限于提供证据，但海外律师可否出任被告辩护人，香港经过三次庭审，都在争议法律问题，而不是证据，如何可视之为证据问题而引用第四十七条？其次，第十四条及第四十七条各有不同的规范对象，前者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后者才是特首，同时两者涉及的职责亦有不同，委员会负责分析研判形势、规划及制订政策、推进国安制度及执行机制、协调特区国家安全的重大工作等，可谓兹事体大，有关决定不得司法复核，而特首涉及的是具体工作（确认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及机密），他的决定有法律约束力，但没说不可复核。两者重要性不同，又何以将他们等量齐观，同样享有不得司法复核的特殊待遇呢？
认真说，人大常委释法遗漏了两个大问题。一是人权保障与国家安全问题。《港区国安法》第四条规定，“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市民享有两条国际人权公约的权利。例如选用辩护人答辩以保障公平审讯，同时，有权传召及盘问不利被告的证人。人权不是不可限制，但需要有合理的目的，而且手段恰当，但根据第四十七条，特首的判断不用解释，不得质疑，只能信不要问，并没有任何途径让大家看到判断是否合理。看来，第四条不提也罢，但即使人权规定失效，是否也该宣布和解释一下？
另一问题是《国安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基本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特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干涉。但《国安法》第四十七条授权特首发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证明书，经过今次释法，更升级为不得司法复核的特首决定。可以预见，特首断定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及秘密的话，法庭除了判罪，还有什么好做？假若特首不容挑战的法律权力不限于提供证据，更包括法律问题的判断，法庭的独立审判权是否形同虚设？
再者，《基本法》第八条亦订明香港会保留普通法制度，沿用香港刑事诉讼的原则。因此，例如法庭不但要伸张正义，更要让大家看见正义得到伸张的原则，必须贯彻到底。但当特首对案件是否涉及国安，可以提供不容推翻的主要证据甚至法律判断，而且无需给予理由，也不必接受辩方的查核和盘问，仿佛在两方面都将自己置身于法律之上。究竟审案的是法官还是特首，又如何与《基本法》第八条并行不悖呢？
当然，人大常委会权威至高无上，也不怕西方国家说三道四，何不名正言顺，通过释法，让《国安法》统领《基本法》，凡事以《国安法》优先。如是者，香港全面进入《国安法》年代，《基本法》终于退下火线，成为继《中英联合声明》之后的又一份历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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