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2017年年尾至2018年年首的数月里，如果阁下有机会到中国内地周游一圈，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私下交流，便会有一个沉重的话题不断被提及：眼下的大陆越来越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气味，文革是不是真的要再回潮一次？
笔者自从1993年夏时隔十年第一次返回内地以来，已经有过三次听到人们议论文革是否会再来的忧虑，比如1999年下令发动全国各地扫荡法轮功的高峰阶段，更记忆犹新的是薄熙来任职重庆搞得红红火火的那段时期里。可是，像眼下有那么多不同背景的人都在作此议论，而且举出好几条颇有分量的证据，却不能不令笔者严肃对待，不敢一笑置之。毕竟，这些人举例的内容是众人目睹的鲜活事件，不仅规模可观，同时蕴涵深厚。
几大事例隔代呼应
北京市政府从2017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驱赶外地“低端人口”的举措，就非常类似于1968年发起的驱赶城镇居民下乡的运动。该年9月底，兼任《甘肃日报》军管会组长的一位部队高官组织采访的报道里引用了会宁县老农王秀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的一句话：“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突出这句豪言壮语的报道随后在《甘肃日报》头版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该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转登了这篇报道，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的“市”字，是毛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参阅《老年生活报》2006年11月27日张友琴短文）。于是，全国城镇马上把千百万无常规职业的居民，连同红卫兵一道，驱赶至乡下种田。时隔49年的两大清理运动的原因都是政府把城市的包袱一脚踢走，拒绝承受对“低端人口”的就业和福利负担——北京市政府表示，全市2170万居民中有810万外来人口，造成了巨大压力——但都是借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运用强制手段剥夺民众的基本人权（张淑伶：“回顾半世纪前中国人口大移动”，中央社驻上海特派员专稿，2017年12月27日）。
也是在去年年尾，内地党组织和很多机关特别是学校，发通知告诫党政干部乃至严词命令学生群体不要欢庆圣诞节，“不参与宗教活动、抵制腐朽文化”。刚好时逢“毛诞”即毛泽东生日，于是乎是“崇洋”还是“崇毛”，是庆“圣诞”还是庆“毛诞”，上纲成政治态度和文化认同的选择。这又使内地知识界回想起文革中“破旧立新、过革命化春节”的红色风潮。
更敏感的比较，涉关“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变迁。毛从1960年代初开始，日益表现出对于“中央一线（刘少奇邓小平）和二线（毛）领导”安排的不满，最后演变成文革的翻盘斗争，一举废弃了高层权力相对分工的体制，全力锻造“一元化”的极端集权架构。用林彪最生动的语言表达，就是：“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要一元化。……我们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林副主席讲话》，无出版机构，第50－51页）。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反复批评这种体制，然后才有了党政分工、政企分家等一系列的重要革新。可是，近来北京越来越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包括日常的经济事务管理。内地知识界如今人人耳熟的一句毛语录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细考毛泽东之“梦”
因此之故，无论诸位的观点如何，都不能不正视内地知识界的沉重提问：“文革再来一次的气氛日浓，这意味着什么？”此一提问对香港同样含义沉重，因为如今的香港和1966－1976年间的香港大不一样了，与内地之间不再有政治上“井水不犯河水”的截然分隔。笔者基于对文革的教学研究（在香港就教研了十几年），外加亲身经历的感受，从两组要素及其延续和演变来试图回应上述提问。
第一组要素是中国最高层领导的愿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梦”——既关乎中国本身应该怎样，也关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应该怎样。这组要素的延续和演变是把毛时代的梦对比于本时代的梦。明白了二者的深层异同，也就明白了“文革再来一次”问题的大半。众所周知，毛这位超级革命家平生最后的梦和他排除万难大搞文革一脉相承，笔者整理了毛的文革梦内容，包含以下的关键点。
第一点，毛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究竟是哪些？这个问题旨在让大家尽可能把毛的个人权力至上考虑、个性里的偏执狂和被谋害恐惧心理这类动机，与那些看起来更合理的动机作综合平衡的分析，诸如：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的忧心重重，因为苏联共产党已经“背叛革命”了；对中国社会里的商品经济元素和市场力量增生（即毛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译自bourgeois rights）的高度警戒等。
第二点，毛文革中号召群众批斗党政干部、“吐故纳新”即大规模整党，显示出他对执政党的革命意志日益衰退极度不满。
和商业都市成反比的蓝图
第三点，毛心目中理想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反复探索的意义丰富的社会科学和伦理学大课题，至今不衰，尤其是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家群体里面。中国的文革研究者都知道毛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同志的信”即简称的“五七指示”，里面毛对他所期望在中国建成的好社会有比较明白的表述（详见《人民日报》刊载的文本，1966年8月1日第1版）。毛的兼职秘书李锐在多篇评论和回忆录里，对毛的乡土版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有生动描述。笔者在明太祖的治军治国措施里，也看到诸多极可能被毛借用了的要素（参阅聂作平：“安顺屯堡：在这里，发现明朝”，广州：《同舟共进》，2017年第9期第72－76页）。人们皆知毛平生以秦始皇为样板，其实毛对朱元璋的学习和继承也是多面且深入的。
毛“五七指示”描画的社会蓝图经常被海内外华人研究者回溯到中国传统中的“五斗米道”、“大同书”、太平天国之类的农民社会主义愿景。正如R.A.Stein的历史性考察所显示的，自从汉朝以降，中国历代的“政治宗教运动，都曾试图依据‘太平’的原则，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实现往古的理想社会”（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95－796页）。毛的文革当然不例外，文革结束后内地知识界一再把毛的社会蓝图贬称为“小农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毛派理论家对此异常恼火。
（二）
整理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呈现出的他本人之“梦”的内容，需要关注的第四个问题是，毛的“五七指示”里有他的“未来社会愿景”，但并没有讲到新型政治权力的详细安排。有很多的文革经历者和毛主义分子一直声称，毛发动文革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实行巴黎公社一样的劳动阶级自己管理自己的普遍民权，较为接近于香港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之一“长毛”梁国雄所提倡的那种彻底摆脱官僚统治的草根直接自治类型。最核心的证明毛确实具有“民权初衷”的文献，就是1966年8月8日毛亲自主持通过的中共中央指导文革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规定：文革中的新型政治权力机关“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然而，当上海市于1967年“一月革命”中创建按照毛设想的新型权力机关“上海公社”的时刻，宣言草案中重复以上的规则，却被毛指令直接负责控制上海文革进程的张春桥统统删去，随后毛拍板允准改过的宣言里，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顿时烟消云散（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上卷第809－812页）。所以，普选制在当代中国，从来就是海市蜃楼。如果我们以毛亲自指导下成立的上海革命委员会作为他“梦”里的新型政权模式，那就不得不基本上接受当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其意识形态主导是Mikhail A.Suslov苏斯洛夫）为之选定的标签——“军事官僚专政”。
第五个问题，毛泽东究竟想选择谁作为他的接班人？这件大事在所有文革研究里，都是头等眩惑的疑问，因为毛搞文革的首要目的，便是废除集体领导制，把个人拍板制推向顶峰。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把个人独裁体制中最高权力交替的超级难度和风险，放在比较政治社会学的宽广视野里考察。从斯大林和他挑选接班人的警示开始（即毛文革前和文革中反复告诫的“赫鲁晓夫教训”），继而把目光集中到毛和刘少奇、高岗的关系上——这些是文革的序曲——然后是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甚至延伸到江青和毛远新（Minnie Chan，“Shock Waves from Lin Biao Plane Crash Still Echo in Lead－up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Reshuffle”，SCMP，12 September2016）。因为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可轻视的解释：毛晚年的安排是为了一步一步地、曲曲折折地铺垫到毛自己家的成员最终接自己的班。这在东亚是屡见不鲜的操作，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还是中间派的政权体系。
第六个问题，文革是否开辟了一条在中国整治贪腐的有效途径？这个问题自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每年——至少直到两三年之前为止——都激起公众的浓烈兴趣，因为内地的贪污腐败与时俱进，表现形态和涉案金额都是日新月异。大家必须把文革之前和文革式的反贪腐做法，和20世纪中期以后其它方式的整治贪污腐败作对比，包括议会民主制度下、军事独裁制度下、政教合一制度下、传统君主制度下，殖民主义制度下，等等，看看各种方式的成本代价及其短时段和中长期的效果。凭借这个背景，我们才可能对当今中国内地的其它反贪腐方式，有冷静的观察和鉴别。
第七个问题，中共文献以前一直用“十年浩劫”来界定文革，时过境迁，站在目前的高度上回顾反思加展望，人们是不是认为文革在造成巨大灾难的过程中，也有其正面的影响和后果？如果有，是哪些？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和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运动的一位观念导师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反思出于同一个逻辑。也是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法国学生运动结束11年之后，马尔库塞大声对媒体说：“把1968年事件说成一场失败是愚蠢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法国事件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采访发表于刊物Match，23 March1979）。而笔者提出此一问题是基于很多研究者和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一再争辩：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有其主观的目标，但是一旦全民被发动起来以后，文革的进程就往往不是完全掌控在最高领袖的手里，于是有些元素就发挥了“钻空子”、“打着红旗反红旗”，或“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这类歪打正着的非预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经常被提及的政治领域里归功于文革的正面元素和后果包括：青年人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大增，民众的自组织和自动员能力提升，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按照民主原则做事的经验提升；还有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这些更具争议性），比如上山下乡带来的偏远农村地区教育的改善，农民医疗得益于赤脚医生，乡镇开始发展初级加工业，等等。这些元素和人们当今焦虑的“文革再来一次？”内在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