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他拉着灯找罐子小便，外边哨兵喊谁开的灯，他赶快就关上。结果两个哨兵进来说他违犯了监规，狠狠地扇了他几个耳光。他心里不满，待两个哨兵走后，他就放开嗓子高唱国际歌，这下闯了大祸。不到两分钟进来好几个军人，不由分说，先是对他一顿拳打脚踢，再后给戴上了反背铐。这次铐了一个多月，吃饭都是那几个犯人喂他。说实在话反背铐还好点，最怕的是二郎担山，那种铐法一般人都受不了，就是让你一只手从前面朝上往后再往下，一个手从后面往上，然后把你的两只手强硬拉在一起铐住。那时候的土铐子是马掌式的，不象现在的铐子中间还有根链，那种马掌铐一点活动的余地都没有，如果给你来个二郎担山，半小时都用不了胳膊就得肿起来。
“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监狱还残酷！”此言出自原卫生部长崔月犁先生之口。崔是老布尔维什克，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罗织为簿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在北京秦城监狱被整整关押了八年，有四年时间戴着手铐过日子，一个时候也被反铐过。后来“解放”了，谈及往事十分愤慨。郭家一因唱“国际歌”惹怒了看守监狱的军人，自此与铐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铐子铐人有许多姿势和讲究，仅就姿势的名称就有超手铐、观音铐、背铐、后背铐、反背铐、二郎担山等，好在他只铐了一次“二郎担山”（四川叫苏秦背剑），两条胳膊至今还天阴发麻，总算膀子还在。所以他永远都在感谢无产阶级伟大的“人道主义”。
死刑与他擦身而过
荒唐的岁月，荒唐的社会，在那个荒唐的时代里连神圣的法律也是荒唐的。对人犯的判处根本无法可依，全从政治需要出发。政冶需要杀人，从监狱里拉出去毙了就是；若不需要就关在笼子里，每天不就几两粮食而已。草菅人命过去只从书本里看到，毛泽东的疯狂行为却给它作了最好的注解。
他一直关到1970年3月6日，等于关了整整三年半。到了3月6日那天，又突然进来几个"解放军"给他戴上铐子说了一句：明天让你出去一趟。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几个军人揣着冲锋枪进来，几下就把他拖出去装上一辆吉普车。他坐在后排两个"解放军"的中间，前边那个"解放军"的枪始终握得很紧。车开出院子后他问去哪里？旁边一个"解放军"厉声说少废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车穿行保德那条唯一的街道时，他看见街道写的标语全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郭家一”和“打倒反革命分子郭家一”的口号，名字上还打着红叉。当时他心想这下完啦，是不是要秘密枪毙。后来越走越远，他意识到可能是要换地方。途中一个"解放军"对另一个"解放军"说，这小子呼出来的气真臭，他心想三年半不让老子刷牙能不臭吗！到了中午车开进了神池县的公安局院子里，然后把他临时寄押在看守们的院子里，"解放军"就吃饭去了。这家看守所只给他吃了一个窝头，喝了一碗凉水。下午3点钟把他又押上了吉普车，不到10分钟车停在了神池火车站，当晚把他押送到了忻州看守所。他进去发现一个号里关了50多个犯人，坐都没地方坐，这才听说是把犯人集中起来明天要宣判。
第二天早晨开始一个一个叫出去，他是第七个被叫出去的。刚一出门两个"解放军"就把他扣倒在地下，铐子也没卸，又给他绑了一根绳子，然后就象扔东西一样把他扔进了卡车槽子里，在车上又给他的嘴里拴了一根绳子，小腿上绑了一根很粗的铁丝，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当时他以为要枪毙，说心里话又是铐子又是绳子太难受，真希望一枪毙了痛快。等到中午11点钟宣判大会开始了，宣判的第一个是死刑，第二个还是死刑，幸运的是第三个宣判他的时候却成了无期徒刑。据说当时给他报的也是死刑，后来没批就改判成了无期徒刑。宣判完以后，他和一帮犯人又被拉去游街，游完街那个死刑犯就枪毙了。当晚他被押回了保德，第二天也就是3月8日早晨，天还没亮又把一帮犯人叫起来了，给其中一个死刑犯美美地吃了一顿肉菜，那个死刑犯还给他要了一大碗。上午九点钟才把他们两个人拉出去，在几个犯人的陪同下，又把他俩宣判了一遍。宣判完之后，那个死刑犯被拉出去枪毙了。他等于参加了两次盛大的死刑典礼。
第二天把他叫出去按手印，就和杨白劳一样，不让看是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那份刑事判决书顶头有句红字的“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他的主要内容是：郭家一，在反右斗争中因猖狂向党进攻，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定为右派分子。1960年到保中任教，只给生活费，群众监督改造。但郭犯拒绝改造，歪曲党的教育方针，作风败坏，乱搞男女关系。从1963年以来书写反动日记近20本。郭犯在日记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三面红旗，疯狂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与帝、修、反遥相呼应，确系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民愤极大，故依法判处郭家一无期徒刑。
看完这份（70）保军刑判字第3号判决书之后，人们不禁会问他：郭家一到底犯了什从罪？日记里真的攻击过毛主席吗？他说：攻击毛的一个字都没有，他们就是认为日记里的穆罕默德是影射毛主席。至于问到乱搞男女关系一事，说的就是那个北京下放的侯老师吃那口菜引起的，再加上当时他的学校还有一个从北京下放下来姓朱的女老师，她是上海姑娘，穿的很时髦，是县上唯一穿裙子的姑娘。她俩当时都结婚了，比他还大点。文化素质都很好，平时他们处的挺不错，绝对没有判决书上所想象的那种男女关系。最多也就月底没钱了找她们借个一块两块的。刚开始整他的时候，不知哪个缺德鬼以漫画的形式给朱老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画的她穿个裙子，裙子上站着两个人，右面是他，左面是从天津下放来的杨老师。这张漫画把人家朱老师弄得头都抬不起来，后来他们几个相互之间话都不敢说了。就凭这些凭想象的不实之词，就把他判成无期徒刑，请问除中国外，世界上哪有这样荒唐的法律和荒唐的法官？
他刚接到判决书之后觉得法官歪曲了事实，坚决不同意这个说法。结果办案的人说，毛主席你都敢反对，搞两个女人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再说又不是选你当模范。气得他再没提这事。结果他又对办案人员说我就不是地主。一个公安大声说，你爷爷是地主你爸爸就是地主，你爸爸是地主你就是地主，以后你的儿子、孙子都是地主。这时他气的实在不行了，就顶了句：你把我写成蒋介石算了！这句话把在场的两个公安气坏了。那年头不管什么罪，只要给你定了你就得认可，不认也不行。判刑后的3月28日那天一早，通知让他收拾东西。有什么收拾的？不到一分钟他就把一床烂被子和两件烂衣服卷在一起，去了离太原不远的祁县山西省第一监狱。这里关了好几千犯人，刚进去先是去集训队训练，谁不听话就往死里打，必须让你适应那种环境。一个月后把他分到被服厂画裁工作服。不久他父亲来看了他一次。父亲说，军管组的人把宣判他的布告一直贴到了宁武县头马营村的大队部门口，他和他母亲知道后谁都不想去看，大队部强行把他俩有意拉去念布告，整得二位老人门都不敢出。
不久他又去机械车间，从事过生产汽车配件的劳动，也经常给犯人讲课。这里关了不少右派，北京来的最多。人民大学的葛佩琦就和他关在一起。记得那时他们一起用改锥上螺丝，葛佩琦说太慢，非要设计一个电动改锥不可，管教干部知道后骂他臭右派还会设计电动改锥。他是30年代从北大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写过好多书和文章，设计个电动改锥应该没有问题。但在管教干部眼里，葛佩琦还没他们的本事大。他在里边关了13年，什么怪事都碰上过。比如和他关在一起的犯人，有的是因为起名字进去的。有个犯人出身于旧职员家庭，他先后生了3个孩子，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给老大起名叫爱国，老二起名叫爱民，最后给老三起名叫爱党，本来挺好的名字，结果让人家发现3个孩子的名字加起来正好是个国民党。硬说他反动本质不变，热爱国民党。文革期间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10年刑。还有内蒙古一个19岁的小伙子，喊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时喊反了，也判了10年徒刑。
突然神话似的“平反”归家
中国的事说变就变，有时变得使你不敢相信。1971年发生“9·13林彪事件”，1976年毛泽东命归西天，同年10月打倒“四川帮”，1978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监狱里都有过浪潮，但最热闹的还是三中全会以后。刚开完三中全会，监狱里就有不少犯人偷偷地写申诉信。他也悄悄地写了两封，托释放的犯人带出去分别寄往保德和北大。过了两个月没什么反应，他又写了一封托狱友寄往省高级法院。等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回音，但这时候北大给他回信了，而且还给他寄来一份改正右派的决定和压了19年的毕业证书。这下使他对申诉有了信心，赶紧又写了一封，托人寄往最高人民法院。不到半年时间中央就有了答复。
记得1979年11月1日那天，他正在监狱里啃着窝头吃中午饭，一个管教干部突然走到他跟前笑眯眯地说了一句，去趟办公室，今天要放你。他说是不是和他开玩笑。管教说这种玩笑谁敢开。听了这话当时他非常激动，三步并成两步跑到办公室就办了手续。然后又飞一样跑回号里卷住被褥，赶忙去和几个狱友告别了一下，又回到号里。突然他冷静了许多，坐了几分钟后穿着那身灰色的囚服，背着那床13年前带进去的烂被褥和几件烂衣服，手里捏着一份无罪释放通知书不紧不慢，不哭也不笑地走出了那座电网和高墙底下的铁大门。刚刚出门就看见两个年轻公安向他走来，当时他想这又是怎么回事？还没等他们走近，其中一个喊了一声郭老师。我这才放下心来，原来他俩都是他的学生，是保德县公安局派来接他的。晚上他们赶到太原后，他俩把他带进了一家小饭馆，要了好多饺子。虽然13年没吃几顿饺子，但这时候他根本吃不进去，一心想回家看看妈妈，可是又不知妈妈和弟弟住在什么地方。
当晚他只好和他俩一起住进了招待所。整整一夜他连眼睛都没合一下，第二天他们上街买东西去了。他便打听到弟弟的单位找到了弟弟，当他对弟弟说：他无罪释放了。弟弟不敢相信，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不久前弟弟还去监狱看过他一次，并提醒他要申诉。当时队长在旁边监视着他，所以他对弟弟说不准备申诉，按照监狱里的惯例，只要申诉就是不认罪服法，不认罪服法的犯人要加刑的。其实给弟弟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把好几封信都偷偷地寄出去了。
等他给弟弟说明情况之后，弟兄俩人急忙一起回家。走到门口时，弟弟怕几十年没见过他的母亲惊喜过度出事，反会乐极生悲。于是弟弟先跑了两步进去对母亲说：妈，二哥回来了！他从门缝看见母亲把弟弟狠狠地瞪了一眼，说道，你胡说什么呀！这时，他迫不及待地推门进去跑到了母亲身边，母亲看见他一下怔住了，似乎有点不相信是他。顿时母亲一把拉住他的手，眼泪不停地往外流。这时弟弟也跟着母亲哭了，他却劝他们不要哭。母亲边哭边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是无罪释放的。母亲又接着问你姐姐和哥哥呢，他说他们也没有罪，这时母亲哭的更伤心了，并且说共产党竟冤枉好人。当初我还以为你们几个真的犯了那么重的法……好几天他母亲都不让他干活，尽给儿子做好吃的。
重新回到保德的郭家一已经是43岁的中年人了。他再一次被安排到了13年前离开的那所中学工作。这时候人们的观念在逐步地产生着变化，从而使郭家一年年是先进，处处是楷模。郭家一为了证实自己不反党，他还特意写申请入了党。很快他便获得了年轻而又漂亮的女子康竹梅的信任，并且建立了美满的小家庭。1983年他们双双被调入了忻州教育学院任教，郭家一被评上了副教授的职称。这些年他在全国的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性论文。目前退休后的郭家一被太原一家规模较大的私立学校聘任为校长。
